□ 本报记者 卢昱

　　近日，新中国第一家高校文科学报、目前刊龄最长的综合性人文社科学术期刊《文史哲》，喜庆创刊70周年。

　　《文史哲》不仅是山东大学的一张学术名片，更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文化符号。“不入主流，难成一流，这是杂志始终如一的办刊理念；质量立刊，专家办刊，视学术为生命，这是杂志坚定不移的办刊原则；倡导百家争鸣，锻造公共学术话题，这是杂志一直以来的办刊追求；发掘新生力量，扶植‘小人物’，这是杂志从未动摇的办刊传统。”《文史哲》主编王学典用“四点坚持”概括了《文史哲》挺立学术“江湖”70年的秘诀。

　　创刊是当年整个山大文科

　　共同努力的结果

　　20世纪50年代初，新研究方向的开辟、新学术成果的交流、新学术人才的培养，都亟待高水平学术杂志的支撑。当时的学术刊物屈指可数，只有学术界知名民主人士创办的《新建设》、中宣部理论宣传处主办的《学习》、中国新史学会河南分会创办的《新史学通讯》等几家。如今在学术界有着广泛影响的《历史研究》《北京大学学报》《学术月刊》，其时都未创刊。

　　《文史哲》应运而生。1951年初春的一个夜晚，在山东大学校长华岗家中，副校长陆侃如、教务长罗竹风、历史系主任杨向奎等人聊天中谈及学校四开张的小报《山大生活》，虽然对交流信息起了良好作用，可仍需创办一个大型学术刊物。有此动议，又征求童书业、冯沅君、萧涤非、赵俪生等名教授意见，“催生”了《文史哲》呱呱坠地。

　　1951年5月1日，《文史哲》正式创刊。华岗亲任社长，历史学家杨向奎任主编，文、史两系骨干教师陆侃如、冯沅君、高亨、萧涤非、童书业、黄云眉、赵俪生等组成编委会，可谓豪华班底。

　　“《文史哲》创办本身就是当年整个山大文科共同努力的结果。那时，文科骨干教师都是《文史哲》的热心发起者、组织者、撰稿者。他们写稿不取稿酬，有的甚至拿出自己的薪金，为刊物代付校外作者的稿酬，还无偿地承担刊物的审稿、改稿、校对、发行等一系列工作。”曾任《文史哲》编委会副主任的萧涤非在1986年回忆道。

　　第一期《文史哲》出版后，因没有刊号，无法通过邮局或新华书店发行，编辑部只好采用最原始的办法，给全国各大学校的朋友们寄杂志，请他们代售。主编杨向奎后来回忆，这种办法连累了许多朋友，他们只能自己出钱买下杂志。1952年，华岗向山东省委统战部和青岛市委请求支持。获得一次性拨给2000万元（第一套人民币数额），才渡过难关。从1953年的第2期开始，《文史哲》被定为山大学报之一，经费由学校负责。

　　在一次次论战高潮中度过

　　据悉，华岗创办《文史哲》不仅是为了开辟新的学术园地，还要通过《文史哲》打破旧有的、单一的学术模式，建立起一种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的新的学术范式。

　　集革命家与学问家于一身的华岗也忙活起来。《从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规律》《辩证法的核心——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翻阅早期的《文史哲》，他发表了近40篇马列主义理论文章，几乎每期都有。虽然他反对为学术而学术的超阶级、超政治的“纯技术主义”，但他认为，让人们接受马列主义最好的方法与途径，是自由讨论或辩论。

　　华岗的办刊思想，赋予了《文史哲》独特的思辨气质。可以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文史哲》是在一次次论战高潮中度过的。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研究的主体是所谓的“五朵金花”，而其中的三朵（古史分期、农民战争史、资本主义萌芽）是由《文史哲》播下种子，并盛开在《文史哲》杂志上。

　　如何划分中国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古史分期问题，是其中第一次。

　　1951年7月，曾任《禹贡》杂志编辑的历史学家童书业发表《中国封建制的开端及其特征》，提出中国封建社会始于西周的观点，对“战国封建论”“魏晋封建论”等提出挑战，拉开了讨论的序幕。

　　古史分期问题，因其背后是如何用马列史观解释中国历史发展的问题，几乎吸引了整个史学界参与讨论。除了山东大学历史系的杨向奎、吴大琨、赵俪生等人外，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何兹全、周谷城等著名学者也纷纷撰文，加入论战，论战持续至1956年仍未结束。

　　这场大讨论曾引起日本学界关注。有一天，杨向奎急急忙忙对同住一屋的山大中文系教师路遥说，北京来电话，让寄去50本《文史哲》，预备郭沫若赴日考察时，应日本学界之请求带去。

　　1951年9月，《文史哲》发表了历史系教授赵俪生的《武训当时鲁西北人民的大起义》，又拉开了一场关于农民战争史的讨论。此后，在50年代中前期，他陆续发表了《北宋末的方腊起义——“中国农民战争史”之一节》《明初的唐赛儿起义》《北魏末的人民大起义》《论有关隋末农民大起义的几个问题》等13篇文章，被认为代表当时中国高校农民战争史研究的最高水平。赵俪生的学生、学者秦晖称，这一研究范式直到上世纪80年代仍主导该领域。

　　《文史哲》自创刊伊始，便把“繁荣学术、提倡争鸣、奖掖青年学者”奉为办刊宗旨。华岗校长即有每期要尽可能推出一位新作者的“硬性”要求。著名的山大“两个小人物”李希凡、蓝翎，就因为在《文史哲》第9期发表《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得到毛泽东主席的关注而名震一时，也成为办刊史上浓重的一笔。

　　正因为善于扶植学术新人、识拔“小人物”，学者季羡林曾盛赞《文史哲》：“在上面发表一篇文章，有一登龙门之感。”

　　凭借独到的办刊思路，《文史哲》杂志印数及影响力激增。1951年初秋，华岗作为山大上任不久的校长，应华东局和华东军政委员会邀请，曾到上海“述职”。陈毅元帅在一次宴请会上，曾盛赞《文史哲》开风气之先，各高等院校都应当仿效。

　　“办成世界的汉学名刊”

　　《文史哲》不断反映山大人文科学教学和科研的新成果，反过来又推动山大人文科学教学和科研的不断进展。

　　自1954年7月起，《文史哲》先用十八期连载的方式将陆侃如、冯沅君改写的《中国文学史简编》推向学术界。论者认为，“这是解放后用新观点、新方法完成的第一部系统的文学史”“山东大学文学史研究的重镇地位由此确立”。萧涤非的《杜甫研究》（上卷）出版前，也自1955年起在《文史哲》上连载，山东大学杜诗研究的声誉一举奠定。

　　历史系的学科建设则通过中国史专门化的思路进行。当时众多高校对“专门化”各有各的理解：北大以断代史作专门，如所谓的“宋史专门化”；山东大学则采用现在流行的规范的“专门史”的方法，开出“中国土地制度史”“中国手工业商业发展史”和“中国农民战争史”三种“专门化”课，由此带动了历史系的学科建设。这些学科的提出和设置，在当时都是破天荒的、没有先例的。

　　在守正中创新，《文史哲》编辑部始终努力让杂志站在中华文化复兴的前列，做中华文化复兴的排头兵。2014年，《文史哲》英文版创刊，便是呼应。

　　《文史哲》英文版的最大特点在于以“专题”的形式呈现，并非中文版的简单移植或精编，而是每期集中一个海内外学界共同关注的问题，如经学、理学、诗经、唐诗、宋词、元曲、汉赋、道教、佛教等专题。编辑部计划英文版能把中国文化史上最重要知识点上最重要的研究成果介绍给西方汉学界，成为中国文化史研究上的一个非常完整的系列。

　　王学典表示，要让英文版成为海外学者观察中国内地学界的窗口，使中文版成为中国内地学界观察西学变化的窗口，而且是最佳窗口。“使《文史哲》中、英文版实现良性互动、深刻互动，办成世界的汉学名刊。”

　　数十年如一日的耕耘，《文史哲》获得国际汉学界的普遍认可。“《文史哲》这份学术杂志，在20世纪，对海外从事汉学研究的学者和青年学生而言，是憧憬的对象、指路的明灯。”日本中国学会会长、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池田知久说。“借由这份杂志，中国学者可以在国际对话中发出更响亮的声音，而西方学者也能加深、扩大自己的研究。这对学界整体以及受益的个体而言，都是难得的福音。”斯坦福大学人文科学名誉教授王靖宇评价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