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现代汉语词典》7个版本编修工作——

　　韩敬体：“圣人苦役”六十载

韩敬体(中)参加《现代汉语大词典》专家审读咨询会

不同版本的《现代汉语词典》□记者 齐静 报道

　　□ 本报记者 齐静

　　周末人物·中国新闻名专栏

　　在刚刚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许多人在成长的道路上曾受益于《现代汉语词典》（以下简称《现汉》）。这本词典因此获得了“无声的老师”“智慧的扁舟”的美誉。《现汉》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规范性语文词典，自1978年正式出版以来，已售出7000多万册，在海外也有多种版本发行，不仅对语文教育、语文应用以及文化普及、文化建设等方面，也对汉语的国际传播、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作出了重大贡献。

　　今年81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韩敬体，1964年大学毕业后便进入语言研究所工作，曾参与《现汉》7个版本编修工作。对于老先生来说，每次拿起《现汉》，看到的不仅仅是一本辞书，更是自己毕生的学术理想与人生追求。“编词典很辛苦，也有后怕，心中始终忐忑不安。编词典，要求知识广博，这就催促我多学、多看……”步入时光隧道，开启尘封过往，与《现汉》的故事，老先生娓娓道来。

　　大学结下一生缘

　　“我初次见到《现汉》不是在语言研究所，而是在大学的阅览室，1960年出的试印本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现在回想起来，仍觉得是与《现汉》的一种奇妙缘分。”说起与《现汉》的初次相遇，韩敬体特别感慨。

　　1959年秋，韩敬体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二年级时分专业，他选择到语言专业班学习。当时，他常在文史楼二层的阅览室学习，查阅开架的有关书籍。1961年后，他发现书架上有一部《现汉》（试印本），共分8册。“可能是由于当时国家正处于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它用的纸张很差，发黑、发脆，字号也小。”对于阅览室中的《现汉》（试印本），老先生至今记忆犹新。

　　韩敬体说，虽然当时《现汉》（试印本）印刷质量一般，但由于它收录的词语多，插图也不少，在当时不多的工具书中是很突出的一部。读书期间，自己多次查检这部新型词典，获得不少教益。没想到的是，1964年秋毕业，他被分配到《现汉》的编写单位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以下简称“词典室”），从此为这部词典与时俱进的编写、修订付出了毕生心血。

　　“当时语言研究所业务单位共有8个，包括语法组、方言组、语音实验和机器翻译组、汉语史组4个研究组以及词典室、外语室、中国语文社和图书室。我被分配到的词典室是所里的第二大单位，已有20多位成员了，由著名语言学家丁声树先生任室主任。”韩敬体回忆，在欢迎会上，丁先生慢条斯理地讲话，向他和另外两位新来的同事介绍了室里情况和在场的同事。会后，还发给他们每人一部《现汉》（试印本）和一本1962年版的《新华字典》，“要求我们坐下来，认真看书，好好学习。”

　　后来他才知道，被大家戏称为“黑纸本”的《现汉》（试印本），从开编到印制仅用了两年半时间。新中国成立之初，普及教育，提高全民尤其是广大劳动群众的文化水平是当时最迫切的任务之一，推广普通话和促进汉语规范化提上了国家的工作日程，社会迫切需要一部以确定词汇规范为目的的中型现代汉语词典，国务院责成语言研究所组织编纂。“为完成这一任务，新华辞书社(《新华字典》编纂机构)、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国语辞典》编纂机构）合并到语言研究所，与研究所部分科研人员一起，组建了40人的词典室，由时任语言研究所副所长的吕叔湘先生兼任主任并担任《现汉》主编。”韩敬体说，自1958年开始试编，《现汉》（试印本）两年内完成初稿，并于1960年印制送审。1961年至1963年，书稿又进行了修改，收词量由最初的4.3万条增加到5.3万条。

　　只有编过词典的人才知道，两年内拿出初稿，要付出怎样的心血和汗水，要拥有怎样的意志和耐力。“后来，吕叔湘先生曾心有余悸地讲起《现汉》开编的紧张情况，编写工作按流水作业进行，编写人员每人每周要编写100条，审读200条，一个语文组组长一周要审改600条，而他一天要定稿300条，工作量相当大，晚上还要把稿子带回家继续看。”老一辈学者在编修《现汉》过程中的敬业与奉献，给韩敬体留下深刻印象，让他知道词典编纂者的基本素养——踏实勤奋、严谨求实、精益求精、甘于奉献。

　　拿着《现汉》（试印本）和1962年版《新华字典》，韩敬体的编辑工作从学习开始。白天，他要尽快适应工作环境，练习词典编写审看校改所需要的“水磨功夫”；晚上，他要认真阅读《现汉》（试印本）等学习资料，让自己尽快融入词典编写团队，跟上同事们的工作节奏。

　　“1977年《辞海·词语分册》出版后，定价为11元，而大家工资水平普遍较低，许多人虽然心里想要，但摸摸自己瘪瘪的腰包，只能放弃。丁声树先生知道后，就用自己的稿费，给词典室的工作人员每人买了一套。”韩敬体说，这件事深深触动了自己，丁先生对学习的重视，词典室浓厚的学习氛围，让他也将学术钻研视为毕生追求。

　　“圣人的苦役”

　　意大利历史语言学家斯卡利格曾写道：“十恶不赦的罪犯既不应处决，也不应判强制劳动，而应判去编词典，因为这种工作包含了一切折磨和苦痛。”出版家陈原先生则说：“编词典的工作不是人干的，是圣人干的。”编纂词典之苦由此可见。而《现汉》的编辑工作可谓白手起家，更是苦中之苦、难中之难。

　　“《现汉》的使命是确定现代汉语词汇的使用规范，用典范的白话文来注释，而这类词典前人没有编过，没有严格意义的词典可以参考，完全是‘摸着石头过河’。”韩敬体回忆，当时是先后担任主编的吕叔湘和丁声树两位先生既有继承又有创造地把单个汉字做词头，强调了汉字在条目中的重要性，确定了现代汉语词典的体例。同时，词典从选词、注音、释义、举例到语法特点和文体风格的提示，乃至条目的排列和检字法这些技术性的工作，都有很多问题需要处理，工作繁复而艰巨。

　　编辑辞书，资料收集工作十分重要，没有扎实而足够的资料就是“无米之炊”。在没有电脑的时代，辞书人只能从现代书籍、报刊中广泛地勾乙词汇，也就是在以词语组成的一段话两端画上形状像“乙”的记号，然后把勾出来的这段话抄下来，做成一个资料卡片。“在《现汉》编纂的最初阶段，勾乙从‘普选’开始，所谓‘普选’就意味着连‘我’‘也’这样的通用字也不能放过。有了‘普选’的基础，接着才是一个个地精选，最后根据词语使用频率等收集了70多万张卡片，共2000多万字。”韩敬体感叹。在当时人手生、工作生的情况下，完成如此巨大的资料收集工作，付出的艰辛可想而知。

　　进入语言研究所后，韩敬体最常去的就是所里的大会议室。会议室位于办公楼二层，整齐地摆满了词典室的资料卡片柜，其中既有新中国成立后编写《新华字典》时收集的资料和编写《现代汉语词典》收集的资料，也有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大辞典》和《中山大辞典》的资料。经过多年的不断积累，卡片柜在这个全所百来号人开会的地方摆上一圈还是放不下。“干起编词典的工作，脑中就会时刻想着收集词语的事，我们这些人读书看报比一般人慢，一句话喜欢拆成词语看，根本不注意文章内容、情节，还会经常讨论最近发现的新词。”韩敬体笑言，这种职业习惯让自己少了很多阅读的乐趣。

　　编《现汉》的苦还在于其极高的权威要求，词典是供人们识文断字、解疑释惑的工具，一定要求真务实、避免错误。丁声树先生曾说过，词典越编，胆子越小，就是怕出现错误，以讹传讹，误导读者，贻误后人。因此，辞书人特别注重精益求精，会把“严谨”二字诠释到极致。《白毛女》里有个词“玉茭子”（玉米），这个“茭”字读什么音，一时可供查考的资料不多。丁先生一直想着这个事，直到当面请教了著名作家赵树理，确定读jiāo音才放心。

　　韩敬体也是如此。20世纪70年代，《北京晚报》上有篇讲“娘子关”的文章，说：“平阳公主（李渊的女儿）率领百万女兵，驻守娘子关。”韩敬体对此产生怀疑，先后翻阅《资治通鉴》、新旧《唐书》、《隋唐嘉话》等书，终于查明“李渊的女儿统帅的军队号称娘子军，并非女子成军，而是女子为统帅之军”。由此，《现汉》的“娘子军”词条，有了准确表述。正是这种对学术的谦恭态度，确保进入《现汉》的每个词条都是精挑细选、千锤百炼，读者才能在最短的篇幅里获得最有价值的知识。

　　1977年，词典室加紧推进《现汉》正式出版发行，全体人员兵分两路，丁声树先生负责组织大部分人员在单位看校样、改稿、定稿，韩敬体则带领几位同志到商务印书馆，随时电话联系需要改定的地方。“由于时间很紧，我们不可能将定稿做到‘齐、清、定’，只能先将书稿送交商务印书馆，准备着排印中再在校样上修改。”老先生回忆，商务印书馆接到书稿后，编辑部、出版部紧张地进行审读、发排，并加班加点地进行一次次的精心校对。词典室同志也跟着校次进度一次次看校样，提出修改意见，由丁先生审定，然后再往校样和底稿上过录，即“校到底，改到底”。

　　经过近一年的紧张校改，1978年12月，《现汉》正式出版公开发行。《现汉》从筹备到开编用了两年，从开编到印出试印本，到印出试用本，再到内部发行，直到公开发行，又用了20年。一部中型词典的编纂、出版，竟如此费时费力，需要如此不厌其烦地打磨，其中的辛苦与心酸只有亲历者才能真正体会得到。

　　跟上“现代”

　　词语的生老病死、去留存亡，乃至意义演变，既是一个国家语言的发展轨迹，也是一个时代清晰的历史见证。正因如此，作为一部规范的现代语文词典，跟上时代、与时俱进成为《现汉》编纂修订的内在要求。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现汉》第1版也正式出版。当时，《现汉》收有5.6万条词语，基本上反映了那个时代汉语的词汇面貌。第2版出版于1983年，在收词上变化不大。“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经济、生活等各方面发展迅速，反映到语言生活上，反映新事物、新观念的新词新语、新用法不断涌现，也有一些原有词语因为过时，人们不再运用。”韩敬体说，随着时间的流逝，大家都意识到修订《现汉》的迫切性。

　　1993年，吕叔湘先生也提出：“凡是‘现代’词典都要跟上时代，不断修订。《现汉》出版也已经十五年了，需要修订。”同年8月，词典室组织力量，放下《现代汉语大词典》的编写工作，转入《现汉》的一次较大规模的修订工作。这次修订由单耀海、韩敬体主持，这便是1996年出版的《现汉》修订本（《现汉》第3版）。

　　韩敬体回忆，当时的工作一方面是增补新词语，一方面是删掉原有陈旧词语。增补的词语主要包括：反映新事物的，如信用卡、集装箱、连续剧等；反映新思想、新观念的，如代购、减肥、安乐死等；反映新科技发展的，如微机、硬件、软件等，还有反映日常生活的一般词语和新的简称。删掉的词语主要包括：一些文言词语，如屏营、携贰、匼匝等；使用地区狭窄的方言词语，如炒更、港纸、开瓢等；过时的普通词语，如厂丝、撤佃、承重孙等。

　　据统计，这次修订增补词语达9000多条，由于篇幅限制和词典收词要求，删去了4000多条。这样，只在收词上一进一出，增删条就占全书的五分之一以上。《现汉》修订本在收词上的这些变动，反映了其与时俱进、体现语言词汇新面貌的重要特点。

　　实际上，面对成千上万的新词语、新词汇，哪些能在《现汉》中“登堂入室”，哪些不能，修订组内部都要经历一番反复讨论。

　　“第3版《现汉》修订时，大家讨论过是否要收录‘艾滋病’这个词，但当时艾滋病还没有像现在这样成为一个社会问题，此外它的字形还不稳定，‘艾滋病’与‘爱滋病’都有人使用，用哪个词形也是争议之一，所以没能收录。但到1997年、1998年，艾滋病的问题已经变得比较突出，《现汉》2002年增补本中（《现汉》第4版）正式收录‘艾滋病’。”韩敬体感叹，像“艾滋病”词条一样，经反复讨论才收录的词语、词汇还有很多，甚至有些词是在多次修订后才被收录。

　　“如‘拼抢’一词，1993年修订时考虑过将之收录，但部分学者认为这是个生造词，两个意思相近的动词凑在一起，不符合语言学的理据，第3版就没有收录，到2002年增补本它仍无缘《现汉》。但随着这一词语被越来越广泛地使用，形成了超越理据的存在事实，2005年第5版《现汉》才首次收录。”参与过这三次修订，让韩敬体对《现汉》收录词语标准有了更深刻认识，也对词典“跟上时代，以满足读者查考需要”的目标深表赞同。

　　跟踪现代汉语发展，落实语言文字规范，忠实反映时代语言，成为修订《现汉》的重要原则。而每次修订《现汉》的情况说明，也会被收录到词典中。翻开《现汉》各个版本，我们不仅能够清楚了解《现汉》每次修订时的原则、标准以及增、删、改情况，更能触摸到时代的变迁、岁月的流转。

　　为何曾不标主编编者姓名

　　1978年《现汉》正式出版后，大家发现书上没有主编、编者的姓名，只署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这个事情是丁声树先生决定的。吕叔湘先生说：“一部词典的编成，不是一个人的力量，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些言行是两位主编高风亮节的生动体现，也表明了词典编辑过程中“合力而为”的特点。

　　《现汉》（试印本）编纂时，除了语言研究所工作人员，还调动了全国300多个单位，包括杂技团、曲艺界、军事科学院等，词条涉及的所有专业部分，都送相关部门征求意见。为了保证词典的质量，《现汉》（试印本）初编阶段，成立了15人的审订委员会，其中7人来自语言研究所，其余的来自北京大学、人民教育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等机构。

　　除了这些老一辈语言学家，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也把自己在专业领域的研究成果无私奉献给了《现汉》。为编《<现代汉语词典>五十年》这本纪念文集，韩敬体从所里地下室找出了当时上百万张资料卡片，这些资料卡片见证了各位学界大家在《现汉》编纂过程中付出的心血。“这个是词条‘佛教’卡片，当时的‘佛教’词条，专送了一些机构审阅，许多学者都在资料卡片上留下了意见。”拿着已经不常见的资料卡片盒，韩敬体边翻找着边说。

　　在词条“佛教”卡片上，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熊德基先生提出的意见：“似可提一句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很兴盛。”季羡林则提出：主张三条不确切，不好改依历史发展说……“但在锡兰……等国”改为“亚洲许多国家”。叶圣陶的修改意见是：“‘六世纪后’第一个世纪是七世纪，以下世纪都在‘六世纪后’。我以为这等地方应说‘X世纪始’。”这些意见，是《现汉》（试印本）出版前征求意见时提的。查阅《现汉》（试印本）可以发现，季羡林的意见最终被采纳。

　　韩敬体拿出的另一张卡片，是“否”的词条。用毛笔书写的清秀小楷下面，署着著名语言学家王力的名字。语言文字学家魏建功也对这一词条提出了3项修改意见……由此可见，试印本编稿、改稿十几万张卡片上，留下了多少著名学者的墨迹！当时只道是寻常，如今看来却是于历史深处听惊雷了。

　　铸就《现汉》的经典，还有一些人不得不提，那就是商务印书馆的专业编辑与校对队伍。编辑常常被类比成各种不同的角色，其中比较流行的说法是“助产士”。作者经历千辛万苦，“十月怀胎”，但“一朝分娩”，离不开“助产士”的帮助。对于各个版本《现汉》的出版发行来说，语言研究所与商务印书馆汉语编辑中心都付出了巨大的艰辛与努力。

　　“我们与商务印书馆的良好协作，从《现汉》首次出版发行时就形成了，当时商务印书馆领导及编辑中心、校对科的同志都密切配合，给我们提供了诸多方便。”韩敬体回忆，当时的汉语编辑中心特别是责任编辑柳凤运一直协助他们工作。由于承担《现汉》排版、印制工作的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的一些字模字形不规范，词典室几位专业人员协同商务印书馆出版部的同志多次挑选出不规范的字形，改作规范字形。随后，又由出版部的同志多次到湖北省丹江口新华字模厂铸造新的规范字形字模。

　　从1961年首次接触《现汉》（试印本）算起，《现汉》已陪伴韩敬体先生六十载。他既是这本词典发展变迁的见证者，更是参与者、贡献者。《现汉》的使命是确定现代汉语词汇规范，它是第一部确定现代汉语词汇规范的词典，以其原创性成为汉语辞书的标杆。《现汉》应国家需要而生，在国家层面调集人力物力，精心组织，编写人员和出版人员、有关部门担负使命，上下一心，极大地发挥创造力，高质量地完成了国家任务。

　　就像老先生所说，《现汉》的成功不仅因为有长期稳定的专业队伍、有科学合理的规划、有强大的学术支撑，更重要的是老一辈学者在编修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为人民做学问的科研报国精神、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严谨求实的敬业精神、不计名利的奉献精神、齐心协力的团队精神”。而这种精神依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商务印书馆汉语编辑中心传递、传承，并具有了新的时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