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人：黄卫玮，济南革命烈士陵园（济南战役纪念馆）讲解员，山东省演讲学会会员。

　　讲述进行时

　　1933年9月，在经历了前四次“围剿”失败之后，国民党当局紧急调集100万人军队展开对红军的第五次“围剿”，集中50万兵力专门进攻中央根据地。此时的中央红军已发展到7万多人，人数和实力明显比前四次反“围剿”增强，如果继续按照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作战方针，我们有希望取得第五次反“围剿”的胜利。

　　但由于当时中央受到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影响，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军事顾问李德，固执奉行“军事冒险主义”，革命根据地日渐萎缩。

　　随着战局不断恶化，1934年10月，国民党军队推进到中央苏区腹地，根据地实在无力支撑，中央机关和红军八万多人被迫撤离，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

　　国民党“追剿”军达16个师、77个团，布置了四道封锁线。前三次突围红军都取得了胜利，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湘江时，各路国民党军犹如输红眼的赌徒，不惜血本，倾尽全力展开集团冲锋。打下去，冲上来，冲下来，打上去，毫无休止的拉锯，绞成一团的肉搏，硝烟、烈火混合着扬起的黄尘，汇成遮天蔽日的战云，每一寸土地都浸泡在鲜血中。

　　红军在国民党湘军和桂军突击下，付出了极大牺牲。当时担负掩护任务的红34师已不足1000人，成为一支身陷重围、无法过江的孤军。面对十几倍于己的强敌，34师师长陈树湘一身是胆、毫无惧色。他率领全师战士奋力抵抗，用血肉之躯筑起一道“城墙”，与敌人鏖战四天四夜，直到成功掩护中央红军主力渡过湘江。

　　然而，此时的红34师却已被国民党军阻隔在湘江以东，部队在向湘南突围中，陈树湘不幸腹部中弹流血不止。当部队突围至驷马桥时，陈树湘躺在担架上，指挥几名战士占据有利地形阻击追敌，掩护其他官兵撤退，直至子弹耗尽，陈树湘不幸被俘。

　　敌人抬着被俘的陈树湘，欣喜若狂地前往长沙请功。就在途中，躺在担架上的陈树湘趁敌不备，强忍剧痛，用手撕开自己腹部的伤口，绞断肠子，英勇就义。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新古田会议上讲过的“断肠明志”的故事。

　　陈树湘牺牲后，他的头颅被敌人残忍地割下来送到了长沙，挂在城门示众。头颅正对着一条小街，街上一间破烂不堪的小屋里，躺着他多病的母亲，陈树湘就是用这种方式回到家乡，与母亲相聚。

　　湘江血战中，被阻在湘江东岸的红34师、红三军团第十八团，最后弹尽粮绝，大部英勇就义。烈士鲜血染红了湘江，以致当地百姓中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英雄血染湘江渡，江底尽埋英烈骨。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莫食湘江鱼。”湘江战役是长征途中最壮烈的一战，更是关系红军生死存亡的一战，粉碎了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的企图，而红军却为此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长征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

　　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仍按原定计划，继续向湘西前进。这时，蒋介石已判明红军的行动企图，在红军前进的道路上布下重兵。在此危急关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根据当时军事态势，力主放弃原定计划，改向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以摆脱敌人，争取主动。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会议最终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决定在川黔边创建新的根据地，改变了中央红军的前进方向，使红军避免了可能覆灭的危险。而正是黎平会议的成果，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为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指明了正确方向。

　　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此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集中全力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尖锐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实行单纯防御、在战略转移中实行逃跑主义的错误。此后，在向云南扎西地区进军途中，政治局常委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3月中旬，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以周恩来为首，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

　　遵义会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会议的一系列重大决策，是在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作出的。遵义会议是在中国革命极其紧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我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

　　“伟大事业不可能一帆风顺，必须进行伟大斗争。湘江之战、遵义转折中的红军前辈，展现了勇于突破、勇于胜利、勇于牺牲的精神，值得后人继承发扬。”让我们接过前辈的接力棒，继续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奉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