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瑛

　　钱瑛（1903.5—1973.7），出生于湖北省咸宁县马桥力稼庄（今咸宁市咸安区温泉街道办事处肖桥村）。钱瑛幼年天资聪颖，端庄秀丽，勤劳朴实。小小年纪，除帮助母亲做家务和田间劳动外，还会绣花。闲时常在母亲和哥哥的教导下，识字、吟诗。她写的诗词在乡间广为传颂，被群众誉为活着的“钱六姐“（钱六姐为当地明朝才媛）。

　　钱瑛长到十岁，便随父亲到潜江读书，后进职业女校补习。其间由父母包办将她许配了人家，钱瑛执意不从，曾数度奋起抗争。在依然得不到家中的同情时，她竟用剪刀刺喉自杀，幸被人发觉，抢救及时，才幸免一死。母亲见她秉性如此刚烈，难移其志，只好将其婚事放下，允许她到省城求学。

　　钱瑛终于以其强烈的叛逆精神冲破封建思想的束缚，第一次走出了处于封闭状态下的农村。

　　钱瑛来到省会武汉，在族叔钱亦石（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理论家、国际问题专家、社会活动家、教育家，1938年在上海病逝）的支持下，她满怀信心地投考省立女师。经考试，成绩优异。按女师当时情况，即使择优录取也不成问题。但校方节外生枝，竟以钱瑛缠过足不便体操为由，不予录取。求学若渴的钱瑛怎经得起这种意外的打击！她得知这一消息时，感到非常失望，几乎痛不欲生，意欲投井自尽，幸得姐夫极力劝阻。族叔钱亦石一方面对她进行开导、鼓励，另一方面又亲自向学校交涉，并指出钱瑛的全部考试成绩均属优异，学校这样拒招，既影响女子学业前途，更影响省立女师的声誉。经钱亦石据理力争，钱瑛终于被录取到省立女师就读。

　　1923年冬，共产党员恽代英等主编的《中国青年》刊物问世。该刊常用马列主义理论教导青年投身革命，树立正确的革命人生观。钱瑛阅读该刊后如同在黑夜中见到了启明星，加上平时钱亦石、李汉俊等一批进步人士的影响，她决心献身崇高而伟大的革命事业，1927年初，虽然当时革命处于低潮，但是24岁的钱瑛，在省立女师毅然加入青年团。同年5月转入共产党。

　　入党后，党组织把钱瑛送到汉口劳动训练班受训，派往江西九江总工会任组织干事。这时，国民党叛变革命。“七·一五”后，白色恐怖笼罩九江，党组织指示她迅速离开岗位。钱瑛难以舍弃刚开辟的工作，直到敌人从前门闯进，她才机智的从后窗逃脱。党组织派她参加南昌“八一”起义，因起义受挫又转赴广州，在叶剑英、恽代英领导下搞兵运。广州起义失败后，形势更加险恶，钱瑛与部队失去联系。虽孤身一人，但她感到共产党人肩负的重任，决心逃出广州。

　　正当她身无分文的时候，幸在广九站偶遇几位湖南籍士兵，念她是单身女子，他们便凑了一些钱，开了路条，劝她回家。钱瑛决心继续寻找党组织。情急之下，见有民船，便匆忙跳了上去。上船后她才发现船舱里竟都是女人，一个个愁眉苦脸。钱瑛不解何故，经暗地询问，方知这是一艘贩卖人口的黑船。钱瑛不甘苟活，她急中生智，不顾一切地跳入水中，幸被一渔民救起，她又继续往前赶路。当晚投宿小客店，不料隔壁房中有两个坏女人，见她是一个单身弱女子，暗暗打她的坏主意，后又疑她是共产党，意欲拿她报官请赏。

　　钱瑛面对敌人，身处险境，决心智斗。于是，她连夜在手帕上写了一首仿《木兰辞》。大意是：未婚夫亡，立志守节，和父外出投亲，路遇土匪，父被打死，财物被劫，虽处绝境，其志不移。她把自己扮成节孝女子。第二天乘车，那两个坏蛋果然跟踪着她。在车上她被乘警查票搜身，除发现她的那首《木兰辞》外，一无所有。他们将她带回车站，不料这车站站长和税务局长见了，还颇为赞赏她的《木兰辞》。他们认为，像这样一位立志于“节孝”双全的女子，不会是共产党，便把她放了。

　　钱瑛就是这样凭着自己对党的忠心和智慧，处处逢凶化吉，逃出广州后，她辗转跋涉，历尽艰辛，到了香港，终于又找到了党组织，开始在广东省委恽代英领导下工作。不久，党又派钱瑛去上海。

钱瑛和谭寿林在革命征途上相遇相识，又从相知到相爱，最后终于结成伉俪

　　钱瑛到沪后，被分配到全国总工会秘书处工作。在这里，她结识了全总秘书长谭寿林。谭系广西贵县人，早年毕业于北大文学系，人品高洁，学识渊博。1923年入党，后任广西梧州特委书记，1928年到上海。钱瑛和谭寿林在革命征途上相遇相识，又从相知到相爱，最后终于结成伉俪。他们俩志同道合，决心共同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刚刚度过新婚蜜月，钱瑛被派往苏联莫斯科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这期间，钱瑛因反对党内错误倾向而受到不公正的处分，被罚到工厂农村劳动。尽管如此，倔强的钱瑛毫不气馁，仍然满怀信心地抓紧学习。有时还夜以继日，打着电简在被子里看书。她如饥似渴地学习革命导师列宁的《进一步，退两步》等经典著作，其中主要章节内容她都能背诵下来。在苏联，钱瑛就是这样顽强地坚持学习，努力获取革命知识的。

　　1931年春，钱瑛学成回国，和谭寿林久别重逢。不久，组织派他俩到湖北洪湖苏区工作。正待启程，不料总工会遭敌人破坏，谭寿林决定留下来处理善后事宜，让钱瑛先期赶赴洪湖。情况紧急，钱瑛刚走，谭寿林突然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在狱中，受尽酷刑，坚贞不屈。同年5月30日谭寿林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

　　噩耗传来，正在湘鄂西根据地的钱瑛万分悲恸。她决心化悲痛为力量，加倍努力工作。不久，她加入根据地领导班子，任潜江县委书记，领导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反渔霸、抗洪水”，建立游击队，保卫革命胜利果实。

　　1932年5月，红三军向襄河北岸出动，川军范绍曾部企图向我洪湖中心地区进犯。当时，我军只有一个警卫团留守，形势十分危急。在这紧要关头，钱瑛亲率数百游击健儿，绕到敌后，发起突然袭击，大挫敌军。此时，我红三军趁势赶回，将敌全歼。著名歌剧《洪湖赤卫队》所描写的历史背景，便是这一辉煌战绩。

　　1932年秋，洪湖苏区大部失守。钱瑛被派去做荆(州)潜(江)失败后的恢复工作。钱瑛受命后连夜赶到，不料那里已准备撤退。撤退时，钱瑛和大家几度冲过敌人的封锁线。由于情况复杂，原同行的人大部分走散，钱瑛又成孤单一人，多次遇险，被一白军抓住。钱瑛心想，此番身陷绝境，料难脱身。她暗自思量后，先将身上携带的谭寿林留给她做纪念的一块怀表，   忍痛埋掉了，然后编出口供，称是由汉口投亲到此，偶遇战乱，与亲人失散。之后无论敌人如何盘问，钱瑛皆不改口。敌人又向汉口询问，结果如钱瑛所说相符，敌人只好将她放了。

　　钱瑛再次脱离虎口，绝处逢生。为了安全，她又化装成一个残疾跛足的中年农妇，手提一个破蓝子，沿途卖唱乞讨到汉口。她在汉口不敢久留，只稍事休息后，便赶赴上海寻找党组织。

　　1933年初，党派钱瑛到江苏省妇委工作。不久，由于叛徒告密，被国民党逮捕。钱瑛痛斥叛徒的无耻和特务的暴行，愤怒痛打叛徒的耳光，遭到特务的毒打，但她毫不屈服。在狱中，她化名彭友姑，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

　　在伪法庭上，钱瑛以大无畏的革命英雄气概，针锋相对地驳斥敌人丧权辱国的行径和诬蔑共产党“杀人放火”的无耻言论，弄得伪法官张口结舌，无言以对。不久，被押解到“南京模范监狱”。在这里，钱瑛利用一切机会，组织难友学文化、学外文、学政治。并形成以她和帅孟奇、夏之栩、薛迅等为核心的领导组织。她们先后和敌人进行了四次绝食斗争，都取得了胜利，从而保护了同牢难友和革命同志，挫败了敌人的各种迫害阴谋。

　　1936年春，监狱当局得知这些斗争的为首者是钱瑛等人时，又将她等人转押到“南京反省院”。已经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钱瑛，一眼便识破这是敌人耍弄的新花招，企图以此手段软化革命者的斗争意志。钱瑛哪肯吃这一套，她依然团结难友，拒绝反省。这期间，爆发了绥远抗战。钱瑛等借此机会提出了“释放政治犯，支援抗日”的要求。院方找她训话，认为钱瑛（彭友姑）“思想顽固，言行不良”。

　　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共两党联合抗日，党中央派周恩来等到南京向国民党交涉，点名要求释放共产党“政治犯”。钱瑛因化名彭友姑，初未认出，直到最后才获释，重新回到党的怀抱。

　　钱瑛出狱后，即赴湖北，先任湖北组织部长，后代理书记。此间曾和方毅等同志在七里坪举办党训班，培养了一批优秀干部。武汉失守后，她先后任鄂中区党委、湘鄂西区党委书记。1940年后调中共中央南方局，任驻川东特委代表、西南工委书记。以后又相继任中共中央重庆局、上海局、南京局组织部长，以协助周恩来、董必武领导整个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地下工作。

　　为了迎接全国解放，1948年4月，党派钱瑛专程去香港培训干部。她亲自制定计划，亲自授课，仔细摸清每个人的具体情况及其社会背景，然后逐个谈话，分别派往各地。这些同志为党在解放战争后期及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作出了重要贡献，其中不少同志还担任了党政机关的重要领导职务。

　　1949年5月16日，武汉解放。周恩来亲自主持召开南下领导干部会议，部署南下任务。时年46岁的钱瑛被任命为华中局组织部第一副部长。干部南下后，华中局改为中南局，钱瑛任中南局常委、组织部部长，并兼任中南妇委书记、妇联主任、纪委副书记、军政委员、人事部长等要职。

　　这位新中国建立后的第一位女部长，集多种要职于一身，可谓大权在握，但她从不摆官架子，十分平易近人。她既是湖北本土人，又在武汉(当时中南局机关驻汉口)和湖北地区长期领导革命斗争，亲朋故旧很多。但不论是谁找她，不论什么问题，她都按照党的政策和原则秉公处理，不讲私人情面。

　　钱瑛担任诸多公职，这不仅是个权力象征，更重要的是党和人民对她的信任和期望，也是她肩负的一种责任。她虽然历经失去丈夫和女儿(从小夭折)的人生悲痛，但她没有丝毫消沉气馁，而是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为革命事业奋力拼搏。她经常自己动手作记录整理材料，起草文件、报告。有时生病发高烧、吐血，被迫住进医院，仍放不下工作。她要求自己工作不仅仅是八小时，而是“包干制”。

　　“三反”、“五反”是建国后的一场伟大政治运动。久经考验的钱瑛同志始终以冷静的态度，提醒各级干部不要迷信随风长的“战绩”数字，不要仅仅满足大轰大嗡抓“大老虎”，务必实事求是，做到既稳又准，坚决按党的政策办事，切不可忘记当年“抢救运动”的教训。

　　1953年初，钱瑛奉调到中央工作。先后担任中共中央纪检副书记兼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监察委副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部部长、党组书记，内务部部长、党组书记，并兼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直到“文革”开始。此间，钱瑛已被选为中共“八大代表“、中央委员，全国人大第一、二届代表，第三届常务委员等。

　　钱瑛身居高位要职，当官为民。她为维护党纪和政纪的尊严而呕心沥血，并为党纪政纪的整顿和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她不仅关心爱护干部，而且时时牢记基层群众的疾苦。

　　1958年以后，中央监委对风靡一时的瞎指挥、“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高征购等“左”的错误进行坚决抵制。作为监委副书记的钱瑛亲自下去调研，向中央如实反映情况。在甄别平反“反右倾”斗争案件的工作中，钱瑛和监委的同志作出了很大的努力，采取加速甄别平反措施，在短短几个月内使很多同志得到平反。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提出反对翻案风之后，钱瑛提出善始善终做好甄别工作的意见，指出凡是处理错了的案件，就要平反。她在安徽省，经过深入调查，反复核实，查清几位省级领导同志受处分确属冤案、错案，坚决予以平反，不到两年使安徽省的工作形势大大好转。周恩来赞扬钱瑛“铁面无私”。

　　钱瑛有一句口头禅：“不怕鬼!“在任何情况下，她都不趋炎附势，而是一如既往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打击坏人，保护好人。在“文革”初期，江青、康生一伙心怀鬼胎，要为刘结挺、张西挺翻案，责难中央监委，甚至大骂监委“监到老子头上来了”。面对江青、康生的淫威，钱瑛依然威武不屈，刚正不阿，从不改口，直至被迫害致死，也没拿党的原则做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