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题材一直是绘画艺术中永恒的主题。自21世纪以来，受到壁画创作的组合形式以及现代绘画风格的影响，跨越不同历史时期和背景的人物群像作品逐渐增多，形成了一种新颖的绘画表现手法。2014年，中国美术学院应中华全国总工会之托，创作了《共和国脊梁——时代领跑者》系列作品。这些作品借鉴了中国传统绣像的技法，将各个时代在历史上未曾真正同处一景的劳动模范人物汇集起来，通过主要形象、典型姿态以及具有明确象征意义的道具，构建出一幅幅画面。在这些作品中，人物之间的相互凝视和互动，完全基于绘画的平衡性、内在节奏和结构布局，而非刻意描绘人物之间真实的叙事联系。

笔者为“第十四届全国美展”创作的《我的英雄》油画作品，是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代人民科学家绘制的人物群像，自左往右分别是：钱三强、李四光、竺可桢、童第周、钱学森、邓稼先、华罗庚、陈景润、钱伟长，先生们站在无界的书架前，书架上堆放着历史的图像。创作这幅作品的缘由可以追溯至近年来笔者的几件创作。2020年后，在完成《天地悠悠——文天祥过零丁洋》《文军长征——1940年国立浙江大学西迁》《五四运动》《英雄的礼赞》等一系列国家和省部级重大历史题材创作后，笔者发现历史题材绘画已经成为自己艺术创作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然而，思考绘画方法论与解释创作中因时所产生的困惑，笔者不断反问自己创作的理由——希图求得艺术的自洽，让历史主题与“我”的绘画发生关联，这可能是一个画家的问题意识，也是一种画家惯持的作者心态——笔者想找到一种自发创作主题性绘画的发生因果。

自2020年起，笔者开始着手创作《图像志——我的大学》系列。该系列的开篇之作《图像志——我的大学》（之一）呈现了一种群像式的个人叙事风格。在这一作品中，笔者将青年时期的文学与艺术偶像并置同一画面时空，让老舍、傅雷、肖洛霍夫、加缪、罗曼·罗兰、马奈、萨特、鲁迅、陀思妥耶夫斯基、塞尚、索罗利亚等来自不同年代、不同国度的著名人物，齐聚在超越时空的场景之中。同时，在这宏大的群像叙事中，笔者还精心铺陈了许多小的细节，并在背景中加入了图像学密码般的各种印记——那些笔者自认为与自身紧密相关的图像。这种自洽的创作方式，让笔者乐此不疲，此后又创作多幅该系列的个人历史题材油画作品。

创作《我的英雄》恰逢全国美展举办之际。回顾过去两年的创作历程，笔者突然萌生了延续《我的大学》的创作理念。恰巧在儿子的书架上发现了《中国榜样丛书》，这让笔者回忆起自己的小学和初中时光。那时，教室墙壁上高高悬挂着的、课本中印刻的科学家们，正是那些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奠定基石的英雄人物，他们成为笔者童年崇拜的偶像。这种观念使得笔者小时候对英雄格外崇拜。当笔者再次看到这些科学家先辈之时，英雄主义情结重新被激发。

笔者创作这些英雄群像的动力不断得到激发，并坚持描绘这些先生们年轻时的形象。因为笔者渴望展现画中人物最出色、最具魅力的一面。一方面，可以延续笔者之前创作《我的大学》的思路，绘制与个人成长历程相关的偶像和图像；另一方面，青年群像的青春活力正待绽放，这满足了我们这一代人对绘画浪漫主义的追求，也与长期坚持的另一个绘画主题“青春”相契合。笔者想要描绘的是那些在成长过程中耳濡目染、陪伴自己从无知到懂事的英雄和偶像，描绘新中国一代在盛世中开创伟业的科学工作者们，捕捉他们年轻时的风采，展现他们英姿勃发、渊渟岳峙的气质。

笔者着手整理9位人民科学家的图像和资料，包括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钱学森、中国近代力学的先驱钱伟长、中国地质力学的开拓者李四光、“两弹一星”的功臣邓稼先、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奠基人钱三强、被誉为“人民数学家”和计算机科学的奠基者华罗庚、一代数学奇才陈景润、中国生物科学研究的领军人物童第周，以及中国气象学、地理学奠基人竺可桢。这些科学家在青年时期便以非凡的成就赢得了国际学术界的赞誉。他们有的毅然决然地返回祖国，有的始终坚守在亟待复兴的国土上，辛勤耕耘，无私奉献，为今日繁荣昌盛的中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无疑是这个时代的英雄。

邬大勇《图像志——我的大学》（之一）油画 200cm×180cm 2021年

邬大勇《图像志——我的大学》（之二）油画 200cm×150cm 2022年

在《我的英雄》的草图阶段，笔者对人物组合进行了多次尝试，最初设计时人物占据了画面的较大比例，反映出笔者一直怀有的绘制超越真人大小人物的雄心。而在最终呈现的版本中，人物比例被缩小，在作品中又融入了其他元素。关于诸先生中年后的形象，可以在众多图片、杂志和出版物中找到，但关于他们青年时代的照片却极为罕见。在有限的几张照片中，笔者根据想象构建了先生们的群像构图，调整了他们的位置和姿态，并为他们配备了符合那个时代的音容笑貌和服饰步履。草图的色彩以亮金色为主，旨在指向那个辉煌的英雄时代。当然，在绘制正稿的过程中，笔者遇到了在亮黄色背景前处理人物肤色的困惑和挑战。这确实证明了，单纯依据照片作画，必须要通过间歇性的写生来增强个人的经验和感觉。

在创作《图像志——我的大学》系列作品时，笔者首次尝试将不同时空的景物与人物融合在一个具有绘画性逻辑而非现实性逻辑的空间中。在构图《我的英雄》时，笔者以钱学森先生为核心，向两侧展开布局。鉴于先生们青年时期的资料多为正面或四分之三侧面，为了避免画面显得单调和重复，笔者在人物的姿态和动作上进行了精心设计。例如，钱伟长先生被描绘为扶起眼镜架的动作，邓稼先先生则是单臂抱胸、执笔沉思的姿态，竺可桢先生则被呈现为捧着书本的形象，而钱学森先生则紧握着象征蓝图的白色纸卷……笔者试图通过绘画语言展现人物动态姿势的相互支撑和结构，同时希望这些手法能增强对人物性格的暗示和补充。画中人物表情平和，但笔者也利用照片资料强调了童第周和华罗庚的微笑，为画面增添了乐观的情绪。受邓稼先命运的触动，笔者赋予他坚忍的面容，体现了他年轻时就有为国家奉献的雄心壮志。

邬大勇《文军长征——1940年国立浙江大学西迁》油画 280cm×330cm 2016年

在人物肖像绘画中，捕捉人物的深度与精神特质是一项挑战。由于青年英雄们的照片大多是黑白的，在清晰度和立体感上与现代图像有着明显的区别。这激发了笔者在绘画的二维空间上寻求更多创新的灵感。贡布里希在其《心理分析与艺术史》一文中对比了布格罗与塞尚的作品，并提到了主流艺术史对布格罗的忽视。他指出布格罗在精确再现方面超越了前人，并解释了这种精确度的提升，与几个世纪以来画家对形体结构精确性的不懈追求，以及摄影技术的发展有关。接着，他推测布格罗被主流艺术史边缘化的原因可能是——“图像令人讨厌地易于读解”。这一现象发生在西方现代主义艺术兴起，画家们开始追求绘画的纯粹性、创新性和表现力的历史时期。或许这也能够解释现实主义美术在西方现代主流绘画史中所处的尴尬地位。

现代主义绘画对平面性的重视，可能是对再现视觉真实绘画的厌倦，这促使当代写实绘画不断寻求新的突破方向。写实画家们早已认识到，当今的写实绘画是在抽象绘画影响之下的写实，它同样存在于各种绘画创新和变革之后的当代艺术之中。质疑绘画是否应继续追求简单视觉真实的再现，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这使得笔者在创作中本能地避免将再现真实空间作为画面的中心。尽管要达到这一标准在绘画技巧上可能更具挑战性，但笔者一直致力于使画面平面化，同时不放弃对人性的关怀、对真实形象的追求以及油画的质感。笔者渴望创作出既平面又丰富、既具象又抽象、既写实又具表现力的作品。

邬大勇《我的英雄》油画230cm×198cm 2024年 作品选自“第十四届全国美展油画展”

《我的英雄》的人物背景是一具超越时空的书架，放置了给笔者少年时代留下重要印象的图片。有英雄故事的小人书封面，有上甘岭战场上的伟大战士，还有中国人民的好战士——雷锋。笔者的画作深受童年时期翻阅的图画书影响，这些图像记忆如今成为书架上的“形与色”。为了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长史，笔者在书架上添加了包括原子弹试验成功、东方红火箭发射和航天英雄归来等具有时代意义的历史照片。这些图像对笔者这代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激发了创作的热情。尽管《我的英雄》在厚度和笔触上还存在有待深入的空间，与之前创作相比，在人物刻画上显得过于拘谨。在省展上发现作品中的问题后，笔者在全国美展送展前两天又对作品进行了最后的修改，尝试让画面显得更加松弛和自然。

邬大勇《我的英雄》草图之二 60cm×51cm 2024年

《我的英雄》中的诸位先生致力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他们是中国人民科学家，为中华民族的崛起建立了不朽的功绩。他们怀揣着“让中国人民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的愿景，并且毕生践行这一初衷。这激励着笔者进行创作，在《我的英雄》的群像面前，自身的选择与成长也逐渐变得清晰而充实。祖国是人民最坚实的依靠，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歌唱祖国、礼赞英雄，始终是文艺创作的永恒主题，也是最感人的篇章。正是这些为当代繁荣昌盛的中国奠定基础的科学家们，构成了中华民族最伟大的英雄群体。

（文/邬大勇，来源：中国美术学院绘画艺术学院）

画家简介

展现高亢激昂，精神向上的积极开放画面——邬大勇笔下的历史瞬间

邬大勇

现任中国美术学院绘画艺术学院院长兼党委副书记，油画系第一工作室教授、博导，油画历史画创作研究所负责人。

作品《致青春·勇者有约》获第十三届浙江省美展铜奖并入选第十二届全国美展获奖提名。

作品《觉醒——1919青年中国》获第十四届浙江省美展银奖并入选第十三届全国美展。

作品《故事》入选第四届全国青年美展获优秀奖（最高奖）。

作品《90后有约》入选第五届全国青年美展获优秀奖（最高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