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起生命的“桥”:一位器官捐献协调员的8年,和她背后的无名英雄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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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清明前夕,一个阳光很好的日子,汪敏去了宁波市遗体捐献纪念陵园。

  这一天,宁波红十字会在这里举行缅怀祭奠活动。

  纪念墙一角,汪敏拿着白布擦拭捐献者照片时,意外看到一个熟悉的名字,他姓金,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子,他的生命定格在了50岁。

  这是一位几年前接受肝移植的患者,不幸离世后,他选择捐献遗体和角膜,延续大爱。

  图据汪敏朋友圈。

  成为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8年,汪敏协调了100余例器官捐献,最小的年仅7岁。

  数字背后,是100多户家庭的艰难抉择和无私大爱,以及数百位挣扎在死亡边缘患者的新生。

  清明前夕,汪敏来到陵园缅怀祭奠。

  同事们会感慨她的不容易,这份工作常常直面悲伤,而且“永远在路上”。

  “奔波十几个小时,远赴贵州山区只为了家属说一句同意。”

  “她没有所谓的周六周日,一个电话,需要马上抛下家人投入工作,但是我们一次都没有听到她抱怨过。”

  “如果你不知道她做什么工作,听她打电话,你会觉得她是在跟自己的亲戚聊天。因为她会像捐献者一样称呼他们的亲戚。”

  ……

  在宁波、舟山地区,像汪敏一样的器官协调员,共有4位。

  对于这个角色,她有着自己的理解:“我们就像生和死之间的那座桥,一座托起生命的桥。”

  以下,是她的自述——

  除了生死,其他都是小事,真的。这句话很多人说过,但他们的感悟没有我深。

  8年前,我还在医院的肝胆胰外科,已经做了10年护理。

  病房里,一些病人看起来胖胖的,其实是水肿,面色腊黄,连眼睛都是黄的,他们的生命步入倒计时。

  看了太多,却无能为力,那种感觉无法言语。

  有一天,领导对我说,有个很有挑战性的工作,需要有人去做,你愿不愿意。

  最后,是他的一句话打动了我:没有捐献,就没有移植。

  如果我可以在源头上帮到病人,换个工作方式应该也挺有意义的吧。

  “你为什么现在才来?”

  我接触的第一例捐献者,是个20岁出头的小伙子,因为车祸重伤。

  我接到消息时,没有第一时间去,主要是考虑家属沉浸在悲痛中,需要时间缓冲,直到第3天,我才去询问他们的捐献意愿。

  去之前,我做了许多心理建设,也做了最坏的打算,比如,他们会因为情绪激动,一口拒绝我。

  出乎预料,家属问我为什么现在才来:如果你早一点来,我们的儿子不用在那里痛苦地躺上三天了……

  原来,人们并不是都在排斥器官捐献,这件事对我心理上的帮助很大,帮我战胜了恐惧。

  这个小伙子捐献的器官帮助了5个人,3人重获新生、2人重获光明。

  一位捐献者及家人最后的合影。汪敏提供。

  看着一个人的离开,听着家属的哭泣声,心里会很难受,但反过来想,因为我们的协调,帮到了5个人,心里又会觉得欣慰。

  有一个来自外地的小女孩,10岁左右,也是因为车祸。

  她的父母说,女儿看过器官捐献的新闻,曾说:妈妈,做这件事的人好伟大,如果以后遇到这种情况,我也愿意帮助别人。

  父母说,女儿如果知道,一定会同意他们的选择。

  我陪着她的妈妈去商场买衣服,我们给孩子买了公主裙、白色丝袜、红色的小皮鞋。她的妈妈说,女儿从来没有穿过这么好的衣服。我听后心里酸酸的,很难过。这些东西,对生活在城市的小朋友来说,再平常不过了。

  手术完成后,要给小女孩擦身穿衣。我们有穿衣的师傅,因为是小孩子,不是大人规格的服装,我们担心师傅不是很熟练。后来,是我和她妈妈一起给她穿上新衣服。

  有人问我,你怕不怕?我说一点都没有害怕,孩子躺在那里,就像天使,她只是睡着了。

  图据汪敏朋友圈

  “妈妈,爸爸是哪颗星星?”

  你还记得“宁波最美空调工”吗?他的捐献,帮助了5个人。

  出意外时,他的妻子怀着3个月的身孕,家里还有个右眼失明的女儿。

  女儿问妈妈:

  “妈妈,爸爸去哪了?”

  “去天堂了。”

  “天堂在哪里?”

  “很远很远的地方,如果你想他了,就看看外面的星星。”

  “是哪一颗星星?”

  “最亮的那一颗。”

  ……

  他的妻子告诉我,很多人劝她,不要生下孩子,丈夫离世,一个女人带着两个孩子,往后的日子会很辛苦。

  她是个坚强的女人,说服公公婆婆,签字捐献时,伤心到晕厥。

  为了完成丈夫生前的心愿,她毅然决然的生下孩子。

  孩子是在我们医院生的,我去看过,是个白白胖胖的男孩。

  我后来问过她,有没有后悔。她说没有,因为在宁波,有特别多的好心人在帮她。

  爸爸说,如果老到不能捐器官,就捐遗体

  协调器官捐献时,我不怕被拒绝,我做的心理准备就是被拒绝。家属的任何决定我都能理解。

  我非常非常敬佩他们。我曾经问过自己,如果是我身边至亲发生这样的事情,我能不能第一时间做出这样的决定。其实,我的第一反应也会是否定。

  我是凡人,也会有纠结、矛盾。但最终,我的答案是:会。

  我的爸爸是器官捐献的赞同派。他说,如果以后自己到那个状态了,希望能捐献器官,骨灰不用埋葬,直接撒海里或种树下。

  如果老到不能捐器官,就捐遗体。

  我蛮意外的。问他,是不是因为我做了这份工作,才有这个想法。

  他说不是,老早就有了。

  我的妈妈不同意爸爸的决定,她说,总要留点骨灰的。

  我安慰妈妈,如果爸爸走在你之前,能不能捐献,你有决定权;如果走在你之后,爸爸可以满足自己的愿望。

  简简单单、健康的活着,就是一种幸福

  2016年,我登记成为人体器官捐献志愿者时,才3万多人,如今已经达到了300多万。

  人体器官协调的成功率在逐步上升,以前去谈10个,可能只有1个人同意。现在去谈10个,可能会有3个。

  大家知道了这个事情很重要,愿意这么做的人越来越多了。

  记得有一次,我去参加一个肝友会的活动,看到那些曾经行走在死亡边缘的人,重获新生后像个正常人一样,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让我更加坚定自己所做的事是多么有意义。

  每当有捐献者离去,我会在朋友圈发消息悼念,出于隐私,我没有说出他们的名字,但他们都是无名英雄。

  我希望大家能记住他们,至少,我希望我朋友圈的人都能记住:在宁波,今天发生了一件感人的事情,有一个大爱的家庭做出这样的决定,帮助了这么多人。

  我还希望,更多的人了解和理解器官捐献。

  许多家属其实很愿意做这个事,却很怕不被理解,被冠上“不孝”之名。

  我期待,当别人有这样一个大爱举动时,社会能给予更多的鼓励。

  8年时间,我大概接触了七八百户家庭,每户家庭背后,都是一个人的离去。

  接触这么多生离死别,我变得比从前豁达,觉得简简单单、健康的活着,就是一种幸福。

责编:郭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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