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前在第33个“世界精神卫生日”，最新调查数据显示，我国抑郁症患病率呈上升趋势，但患者治疗率却很低，过去一年仅为4.7%。

　　抑郁症是一种持续的情绪低落，还是一系列复杂的症状？是可以通过单一的诊断来表达，还是实际上指的是多种精神障碍？现在有或将来会有更科学的治疗方法吗？

　　在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的过程中，英国科普作家亚历克斯·莱利发现了关于抑郁症的研究理论和治疗方法的丰富历史。

　　英国科普作家亚历克斯·莱利在《治愈黑暗》一书中，将结合自己对抗抑郁症的亲身经历，带领我们踏上充满传奇的叙事之旅。

　　从“弗洛伊德”与“克雷佩林”到“亚伯拉罕”

　　从19世纪晚期开始，哲学和职业上的分歧就定义了抑郁症的不同治疗理念。一方是心理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他认为抑郁症是童年创伤的结果，并坚持认为只有通过精神分析才能治愈抑郁症。

　　另一方是精神疾病分类学家埃米尔·克雷佩林，他认为抑郁症主要是一种身体疾病，需要通过医学干预来治疗。

　　在《治愈黑暗》一书中，莱利写道，弗洛伊德和克雷佩林从未见过面，但他们都出生在1856年，只相隔三个月，两人都以解剖学家的身份开始了他们的科学生涯。

　　1885年，弗洛伊德对潜意识产生了兴趣，并确信它控制着人类的很多行为，而且他的理论很快在精神分析的新生领域占据了主导地位。卡尔·亚伯拉罕是弗洛伊德的崇拜者，经常与弗洛伊德通信。他在1911年提出了第一个关于抑郁症的精神分析理论。

　　两人都认为，精神分析可以通过识别患者早期的、经常被遗忘的悲剧，并将其与患者当前的状态联系起来，从而缓解抑郁症。

　　莱利将他们描述为“思想的古生物学家，挖掘抑郁患者的无意识层面，希望发现一个病理怪物的古老骨骼”。

　　与此同时，克雷佩林相信包括抑郁症在内的精神障碍的症状可以追溯到大脑的解剖异常。

　　19世纪90年代，作为海德堡大学的教授，克雷佩林开始详细记录每个病人的症状，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追踪他们的状况，而不是从无意识中寻找原因。在成千上万的病人档案中，他区分出两大类：早发性痴呆和躁狂抑郁症。尽管克雷佩林认为病人可以从抑郁和其他情绪障碍中自发性恢复，但他坚持认为，和精神病一样，这些障碍主要是生物的，而不是心理的。

　　因此，在治疗抑郁症的生物学方法和心理学方法之间划出了一条界线——这条界线至今仍影响着抑郁症的治疗方式。

　　克雷佩林认为，精神分析是可耻的、不科学的，它将武断的假设和猜想表现为科学事实，并且从单一的观察结果中概括出超越尺度的东西，这是有罪的。弗洛伊德则将克雷佩林视为敌对派系的领袖，谴责他对未来治疗方法的悲观态度，指责他给病人的是“谴责而不是解释”。

　　从“额叶切除术”到“电休克疗法”

　　在20世纪早期，抑郁症生物学理论的拥护者尝试用一氧化二氮、鸦片、睾酮、X光、甚至拔牙来治疗患者，但都没有成功。

　　后来有报道称，有些人的前额叶在事故或手术中受损后，在性情和行为上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受到这些报道的鼓舞，一些医生开始尝试用物理方法将抑郁症和其他精神疾病从大脑中切除。

　　1935年，葡萄牙神经学家埃加斯·莫尼兹指导了第一次前额叶白质切除术，该手术切断了前额叶与大脑其他部分的连接。

　　莱利在书中写道：虽然早期的一名检查人员报告说，白质切除术患者在手术后严重萎缩，并表现出人格退化，但莫尼兹声称，这是一种成功的“临床治愈”，在他最初的患者中，有超过一半的人的抑郁和其他疾病症状得到了缓解。

　　美国精神病学家沃尔特·弗里曼将莫尼兹的方法进一步发扬，首创了额叶切除术。这种方法不仅将额叶与大脑的其他部分切断，而且将部分额叶本身切除。虽然他的许多精神科同行都反对这种做法，但大脑故障可以像汽车一样容易修复的想法很受欢迎。

　　除此之外，他还介绍了一种他坚持认为不需要专门训练就能执行的方法：把一个金属冰锥从眼窝的后面敲进脑洞，然后用它粗暴地处理脑组织。

　　随着时间的推移，电休克疗法变成了取代额叶切除术的治疗方法之一。

　　莱利指出，至少从18世纪开始，哲学家和医生就观察到癫痫发作似乎对精神疾病患者有治疗效果。1937年，意大利精神病学家乌戈·塞莱蒂发现电击可以诱发猪的抽搐，他大胆地将这种方法应用于人类，发现诱发抽搐后，患者报告抑郁发作的时间更短或更少。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到20世纪60年代，它是精神病治疗的主要手段。

　　塞莱蒂的电休克疗法在到达美国时遇到了阻力，不仅因为它让人们想起了电椅，还因为它的副作用包括记忆丧失和由剧烈癫痫引起的骨折。

　　如今，许多专家认为电休克疗法是治疗严重抑郁症最安全、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它现在使用更短、更有针对性的电脉冲，可以在抗抑郁药物无法达到的情况下取得成功。

　　从“抗抑郁药物”到“认知行为治疗”

　　20世纪60年代，当电休克疗法不再受欢迎时，第一代抗抑郁药开始兴起。

　　药物研究人员注意到，镇静剂会降低神经递质的水平，如血清素和去甲肾上腺素，增加这些分子的活性可以逆转抑郁症的影响，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血清素和去甲肾上腺素缺乏是这种疾病的根本原因。

　　莱利迅速回顾了公众和专业人士关于广泛使用抗抑郁药物及其短期和长期影响的漫长辩论，尽管这些药物存在争议和不完善，它们仍然是最好的治疗工具之一。

　　和许多抑郁症患者一样，莱利作为抑郁症患者，也愿意从事其他形式的低风险实验。他曾采用地中海式饮食和适度慢跑的习惯，这两种方式似乎都能减轻他的症状，尽管他承认的因果关系尚未得到证实，但他开始认为这两者都是“我开的抗抑郁药”。

　　在追踪从精神分析中发展出来的多种形式的谈话疗法时，莱利讨论了精神病学家阿伦·贝克。

　　他在20世纪50年代末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论：抑郁症不是弗洛伊德所认为的“愤怒转向内向”的产物，而是对一个人当前环境的消极看法。贝克的“认知”疗法建议帮助患者重塑他们的观念，通过一对一或与治疗师进行小组讨论，引导他们对自己和他人做出更宽容的评估。

　　尽管有早期的竞争，但心理学的认知学派和行为学派最终合并产生了认知行为治疗，它现在非常普遍，是大多数人所说的“治疗”。

　　莱利在《治愈黑暗》一书的最后，也提到了很多新兴和重新出现的抑郁症治疗方法。其中神经学家海伦·梅伯格在21世纪初的研究表示，大脑活动模式可以帮助预测抑郁症患者是否更容易对谈话疗法、抗抑郁药或更激进的疗法产生反应。还有一些研究人员正在探索微生物群和免疫系统在引起和缓解抑郁症发作方面的作用。

　　莱利写道：“过去的十年里，在精神病学中有一种趋势是完全摒弃诊断。”于是，他大胆地发出一种提问：我们还会继续使用“抑郁”这个词吗？

　　黑暗将使人更加珍惜光明

　　抑郁症无处不在，但很少被讨论。亚历克斯·莱利在《治愈黑暗》一书中讲述了一段扣人心弦的叙事旅程，深入探讨了心理健康这门科学，并在治疗的新前沿找到了治愈此病的希望。“我们不能杀死抑郁，但是通过治疗，我们可以阻止它杀死我们。”

　　正如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所说：“尽管我们并不知晓何时何地才能实现，但总有一天，一点一滴的知识会汇聚成力量，进而转化为‘疗愈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