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兆安（左）与李登海（右）在玉米地中的旧照

　　大众网记者 蔡云飞 汤淼 屈晨晨 通讯员   丁德祥 刘梦雨 烟台报道

　　在岁月的长河中，家书如同一叶叶扁舟，照亮了历史的航道，也映照出写信与读信两端内心的波澜与追求。上世纪八十年代，有这样一封跨越千山万水，从海南陵水寄回山东老家的信，记录了“中国紧凑型杂交玉米之父”的一段故事，也见证了两个山东人深厚的家国情怀。

　　彼时，这封信的书写者，尚不知自己将在未来悄然推动中国玉米大变革，成为让中国人饭碗端得更牢的“时代楷模”。

　　而另一端读信的人也没有意识到，当时名不见经传的采访对象，能成为他余生深耕新闻道路的启明星，推动着他四获中国新闻奖，其中两次捧得一等奖桂冠。 2014年，他荣获第十三届长江韬奋奖——这是经中央批准常设的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最高奖。

　　两条几次汇集又螺旋上升的人生轨迹，在各自领域点亮星空。他们，就是李登海与邓兆安。

　　5页信纸，2000余字的深情与坚韧，不仅记录了一段跨越时空的友谊，更书写出一位农业科技工作者对科研事业的无限热爱与执着追求。

　　相识四十年，老友胜似亲人。今天，我们与烟台市档案馆工作人员一起，从邓兆安的视角，听一位新闻人带着敏锐视角与深刻洞察，解读这封“不一样的家书”。

　　初识：科研之魂的共鸣与新闻人的敏锐

　　故事的起点，要追溯到1984年的夏天。那是一个万物生长的季节，也是邓兆安与李登海命运交汇的起点。当时，在莱州市委宣传部工作的邓兆安，在一次深入农村采访中，偶然接触到了正在田间地头忙碌的李登海。那时的李登海是山东莱州后邓村农科队队长，已经在玉米育种领域取得了初步成果，但他的目光始终聚焦于更远的前方——如何突破传统，培育出更高产、更适应中国国情的玉米品种。

　　“当时，登海听说美国先锋种业公司培育的玉米亩产量可达1250公斤，这个数字是中国玉米最高亩产量的10倍。他说，美国人能种，那我们中国农民也能种，‘我要开创中国的高产玉米纪录！’”回忆起那时的场景，邓兆安仍难掩兴奋，“他不要国家一分钱，他觉得自己应该为中国、为我们民族，争口气！”

　　邓兆安敏锐地捕捉到了李登海身上那份纯粹而坚定的科研精神，以及他背后所承载的农业科技变革的潜力。在随后的日子里，两人频繁交流，从科研的艰辛到人生的理想，从玉米种子的微小世界到国家粮食安全的宏大命题，每一次对话都像是心灵的碰撞，让彼此的友谊在科研的征途中愈发坚固。邓兆安通过新闻报道，将李登海的科研成果推向更广阔的世界舞台，让更多人看到了中国农业科技的创新力量。

　　家书：跨越千里的心声与无需多言的支持

　　“1989年，我给登海写了一封信。3月27日，信送到了他的手中；28日一早，登海就提笔回信了。在那个阴雨绵绵的早晨，2000余字、5页信纸，洋洋洒洒，一气呵成。”邓兆安摊平信纸，想读信给我们听，又停了停，望向窗外，决定先给我们讲个故事。跟随他的讲述，我们的思绪一起飘到远在海南的那个带着水雾的清晨……

　　“在咱们北方，玉米每年最多可收获一季。为了缩短培育周期，登海背井离乡，追着太阳跑，跑到一年能收获三季的海南岛。那时的海南育种基地条件很艰苦，登海靠在那里，一遍遍尝试，一遍遍失败再推翻重来。其实失败对科研人来说是常事，可很多人不理解登海的做法，觉得他在谋私利。我知道不是，凭我这么多年对他的了解，他的科研精神和报国精神是很纯粹的。”讲完这个故事，邓兆安拿起了信纸的第一页。

　　“我很有幸能结识你这位能够理解我和支持我的朋友，我将努力奋斗，不会使你失望的。”李登海在信中开头这样写道。在邓兆安心里，这既是一位老友的信任，更是一名科研学者的承诺。

　　在信中，李登海详细描述了他在海南的育种经历。那里，阳光炽热、海风咸湿、蚊虫叮咬、条件艰苦，但他却乐在其中。他提到，每当夜深人静，万籁俱寂之时，便是他思考的最佳时刻。在这片热带土地上，他尝试了无数次的杂交组合，经历了无数次失败与重来后，紧凑型杂交玉米的思路曙光初现。李登海在信中，还特别提到了邓兆安新闻报道中的一些细节，让自己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科研方向。他感激邓兆安能够将这些细节生动地呈现给公众，让更多人了解并支持他们的科研事业。

　　“对每一个育种材料，从设计到选育，都以望子成龙的心情，寄托着成功的希望。”“一个事业型的人最大的痛苦是无成果，而幸福则是他的科研成果变为了生产力，造福于社会和人类。”信中的这两句话，邓兆安认为是“最闪光的地方”，直接反映出李登海一心报国，勇攀高峰的不懈追求。邓兆安特意用红色钢笔在下方画了线。“还有什么能比这更能体现一个科研人员对种子的珍视和热爱呢！”邓兆安摩挲着信纸，深深叹了口气。

　　交融：科研与新闻、理论与实践、事业与友情

　　如今，邓兆安已从烟台广播电视台副台长、胶东在线网站总编辑岗位上退休。每每回望来时路，玉米地里两个意气风发的青年身影，总是在脑海中挥之不去。

1987年1月，邓兆安（右）在海南育种基地采访李登海（左）

　　“我总能想起来这样一个画面，1987年，我27岁，去海南育种基地采访登海。白天，我俩结伴在烈日炎炎的玉米试验田里劳作，晚上一起在星光闪烁的棚屋外促膝长谈。他的远大理想、育种规划和憋在心里的苦衷都一股脑儿地‘倒’了出来……”

　　正是那晚，邓兆安决定以种子特有的品格为主线来统领人物稿件全篇。在半个月的时间里，他从接触李登海多年来采访积累的10多万字素材中，凝练了4000多字的人物通讯《种子的品格》，该稿被人民日报、新华社、科技日报和中国青年报等10余家媒体采用。1990年，李登海当选首届“中国十大杰出青年”。他也成为邓兆安挖掘报道的第一位重大典型人物，被称为“中国紧凑型杂交玉米之父”，与“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齐名，共享“南袁北李”的美誉。

　　一边是“铁肩执笔担道义”，一边是“青纱万顷济天下”。40年弹指一挥，两人互相激励、彼此成就，在各自赛道上驰骋，为祖国大好河山发光发热。而那封跨越35年，从南方到北方的“家书”，也成为二人珍藏心底的宝贵记忆。用邓兆安的话说，每当翻阅起这些泛黄的信纸，他都能感受到李登海那份炽热的科研热情与深沉的家国情怀。

　　如今，这封“家书”已收藏在烟台市档案馆，安全的环境、悉心的呵护使其得到更为妥善的保管。

　　而两人的友谊，正如同那紧凑型杂交玉米一样，经历了时间的考验，愈发坚韧不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