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猷，云南彝良人。１９２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２８年５月，担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１９３０年５月，在云南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时被捕，同年７月慷慨就义，时年２８岁。

　　一

　　刘少猷，原名刘平楷，字履端，化名程伯言、一飞、闻铃、朱潜（铨）等。１９０２年１０月９日出生在云南省彝良县洛泽河畔角奎镇（今县城）一个小康家庭。刘少猷的启蒙时期，是在家乡和昆明度过的。他７岁进私塾读书，以后又先后在国立小学、昭通省立第二师范、昆明省立一中求学。中学时代，由于他思想活跃、接受新事物快，是省立一中受到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较早的学生。

　　１９１９年，五四运动的风暴席卷全国，昆明学生及社会各界纷纷响应，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刘少猷也投入了这场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积极参加“云南学生爱国会”的活动，在学生运动中总是打头阵，与同学们一起走上街头，揭露军阀政府的卖国罪行。这一时期，刘少猷如饥似渴地阅读了《新青年》、《向导》等马列主义通俗读物，并与其他进步同学一起积极开展新思想新文化的宣传，参加编辑出版《滇潮》杂志的工作。通过学习和实际斗争的锻炼，他明白了许多革命道理，其忧国忧民、寻求真理的抱负逐渐形成。

　　１９２１年冬，刘少猷于省立一中毕业。是年，家里惨遭匪劫之祸，昔日小康之家如今一贫如洗，残破萧条，弟幼妹弱，一担重任尽荷其肩。刘少猷只好暂回家乡，在县立小学代课。１９２２年５月，在他坚决要求外出求学的请求下，家里节衣缩食，筹集了资金，刘少猷始得实现进京求学的愿望。在彝良坝陵桥头，他百感交集地辞别了家乡和亲人，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他步行到达昆明，尔后即由昆明途经河口、越南、香港、上海，最后于７月１５日抵达北京。途中，他饱经世间炎凉，阅历人间百态，这也使他更加看透了当时社会的黑暗。

　　１９２２年７月，刘少猷抵达北京后，因升学考期已过，只好暂入“国立北京美术专科学校”学习，同时还到“励群学院”选修英语。五四运动后的北京各学校政治思想异常活跃，李大钊、陈独秀等革命志士大力宣传马列主义，刘少猷如饥似渴地学习，阅读各种进步书刊，参加党领导下的各种活动，为宣传革命、唤起民众而奔走呼号，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１９２３年秋，刘少猷转入“国立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学习。到校不久，他被选为学生会负责人。刘少猷还与在京进步滇籍学生王德三（王懋廷）等组成“云南革新社”，出版《革新》周刊。刘少猷化名撰写大量文章，积极宣传反帝、反封建、反宗法制度、反旧礼教的爱国民主运动。１９２４年初，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立誓把自己的一切交给党，决心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实现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终生！

　　刘少猷的革命活动，早已引起了学校当局注意，视之为眼中钉。校长陈廷璠雇佣流氓打手多人，乘学生会负责人及多数同学外出之机冲进学校，驱逐在校进步学生，并利用他们手中的权力，勒令刘少猷等６０多名进步学生退学。“语专”进步学生的遭遇和抗争行动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同情和支持，特别是得到了党组织的鼓励和关怀。１９２４年５月，马叙伦、谭仲达等教育界人士组建北京国际语专门学校，刘少猷又转到该校学习。在这次和“语专”反动当局的斗争中，由于得到党组织的关怀和进步人士的支持，革命学生的正义斗争取得了胜利，刘少猷在实际斗争中初步显示了他的组织领导才能和顽强的斗争精神。

　　１９２４年秋，为适应国共合作的需要，刘少猷受中共北方区委的派遣，赴河南信阳从事工人运动和党的工作，公开身分是信阳铁路工会秘书、国民党信阳市党部执行委员。

　　１９２５年５月，中共豫陕区执行委员会成立，王若飞任书记，刘少猷为区委委员，分管信阳工作。“五卅”惨案发生后，反帝怒潮席卷全国。６月初，刘少猷组织铁路工人、学生，在车站大操场举行了声讨英、日帝国主义屠杀我同胞大会，并宣布成立“豫南后援总会”。他还倡议组织“敢死队”，赴上海直接参加战斗。省立三师、县立师范等学校学生和铁路工人积极响应，踊跃参加，刘少猷亲自担任队长，于７月２０日率队经郑州抵达开封。后因路费不能解决，难以成行，返回信阳。１９２６年３月，刘少猷经北京调住上海，继续从事工人运动。

　　１９２６年秋，国民革命军开始大举北伐，盘踞在南京的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为了做垂死挣扎，加紧了对革命人民的镇压。在这种情况下，刘少猷受中共江浙区委和全国铁路总工会的派遣，到达战略地位异常重要的南京，参加中共南京地委工作，具体负责津浦路南段（徐州至浦口）的工人运动。刘少猷十分注意地下工作需要隐蔽、机警的特点，选择教会学校金陵大学为据点，组织一批参加国民党（左派）的学生去做工人工作，给他们讲解有关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道路问题和开展工作的方式方法等。例如，规定他们在从事工人工作时，不能乘黄包车，不能穿学生装，切忌摆出大学生的架子，要同工人们一样，不能有任何特殊的表现。他说：“只有这样，工人们才愿意接近你们，听你们的话，和你做知心朋友。”并且告诫一些已入党的学生说：“共产党人要比其他人更能吃苦，才能做好发动群众的工作。”他还要求大家要严守党的秘密工作纪律，党员之间在公共场所见面时，不能称同志，只能叫同学。这批学生在刘少猷的领导和教育下，有的到下关发动和组织工厂工人的罢工运动，有的到鼓楼和夫子庙宣传工人运动的意义，有的就在学校利用学生会合法组织和学校反动当局作斗争，从而有力地支持了北伐战争。

　　１９２７年３月２４且，国民革命军北伐光复南京，革命形势迅速高涨。以刘少猷为首的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及所属区党部和区分部，立即由秘密转入公开，在中共南京地委的直接领导下，公开领导着南京人民的革命斗争。以程潜将军为首的国民革命军江右军（第二、六军合称）进城后，刘少猷率领市党部全体人员及南京市各界群众代表赴总指挥部热烈欢迎北伐军。在这普天同庆、万众欢腾的时刻，由地痞流氓头子达剑蜂等人组成的国民党右派市党部竟在光天化日之下，于半路上大打出手，殴打刘少猷等左派市党部人员和群众代表，引起南京广大人民群众的无比愤慨。江右军政洽部当即宣布以刘少猷为首的在安徽公学办公的市党部为南京正式党部，达剑峰为首的花牌楼市党部为非法组织，并当场扣留了达剑峰、王懋生等右派分子，封闭了该党部，伸张了正义，打击了右派的反动气焰。为了进一步发展革命的大好形势，在中共南京地委和国民党南京市党部的领导下，在国民革命军江右军的有力支持下，南京各界群众纷纷建立起各种革命组织，从３月２５日开始，相继成立了南京市总工会、农民协会、商民协会等民众团体，同时还成立了南京市总工会工人纠察队，并英勇地投入了强烈抗议英、美军舰炮击南京，狠狠打击各种反动势力的斗争。３月２６日，刘少猷出席了南京教育工作者协会的成立大会，大会通过了收回教育权，打倒国家主义派和一切反革命学派，惩治学阀，实行党化教育等革新教育措施的决议案。

　　当北伐军胜利进军、工农群众运动蓬勃开展的时候，隐藏在革命阵营内部的蒋介石加紧了反革命政变的步伐。１９２７年４月９日，蒋介石抵达南京，立即指使杨虎、温建刚等组织流氓打手２００余人，趁刘少猷下午２时在公共体育场主持召开“欢迎汪精卫主席复职大会”的机会，捣毁省、市党部和市总工会。当晚，中共南京地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次日上午举行“南京市民肃清反革命派”大会。这次大会仍由刘少猷主持，大会愤怒声讨了蒋介石唆使流氓打手捣毁省、市党部和总工会的反革命暴行。会后群众去总司令部请愿，不仅没有任何结果，而且还遭到蒋介石指使的流氓打手的袭击，当即打死请愿民众数十人，打伤千余人，造成流血惨案。面对惨案现实，中共南京地委于当夜１１时在大纱帽巷十号召集有各方面负责人参加的紧急会议，研究应变措施。由于事机不密，会场被敌人发觉，公安局侦缉队长赵笏臣带领便衣武装数十人将会场包围。在混乱中，刘少猷乘敌人不备从后门越墙逃脱。中共南京地委书记谢文锦、地委委员陈君起，国民党省党部常务委员、中共党团书记侯绍裘等十余名同志被捕，不久均遭杀害。这就是南京“四一〇”反革命事件，也是南京党组织遭受的第一次大破坏。

　　“四一〇”反革命事件发生后，刘少猷立即写出“蒋逆在宁屠杀后南京市党部之书面报告”，并派郑旺华到武汉，代表他向国民党中央党部报告事件经过。与此同时，刘少猷也将此情况急报中共江浙区委。在这白色恐怖笼罩的严峻时刻，为了迅速恢复南京党组织，中共江浙区委任命刘少猷为南京地委书记。５月初，蒋介石在南京加紧“清党”，疯狂镇压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刘少猷终因身分暴露，被迫撤离南京去上海。此时，刘少猷由于积劳成疾，重病缠身，不得不服从党组织的安排，先到庐山养病。１９２７年５月底，刘少猷带病匆匆回到上海，被派往闸北区着手恢复和整顿被破坏的区委组织。６月下旬，刘少猷被江苏省委（６月中旬，经党中央批准，成立江苏、浙江省委，撤销江浙区委）调任为沪东区委书记，等待他的工作仍然是组织的整顿和工人运动的开展。同年秋天，经组织批准，他与在沪东区委从事妇女工作的程寄如结婚，年底又被调回闸北区委任书记。在上海，刘少猷经常来往于电厂、丝厂、纺织厂、水电公司、公共汽车公司等工矿企业之间，深入工人群众，恢复党的组织，联系和发动广大党员及工人群众和敌人作拼死的斗争。

　　二

　　刘少猷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湖北白区斗争形势最为严峻的时刻来武汉工作的。此前的１９２８年５月，在敌人残酷的屠杀与严密的搜捕下，中共湖北省委遭到第三次大破坏，省临时委员会书记黄赤光、团省委书记卓恺泽等人被捕牺牲，省委其他成员失掉联系或被迫转移外地，省委与各特委、中心县委中断联系，武汉白区工作处于停顿状态。

　　为了恢复湖北党组织的工作，中央决定抽调刘少猷、余泽鸿、张永和重组湖北临时省委。离沪前，周恩来亲自向他们传达了中央的指示，指出：“失败的教训要求我们在消极方面马上要很勇敢的承认并改正过去的一切错误，积极方面要很明确的找出今后工作的出路，不许我们丝毫掩饰，更不能稍示犹疑。无论如何艰难困苦，在最近的将来，我们都要在武汉三镇把新的基础建立起来。”怎样“把新的基础建立起来”呢？周恩来要求湖北的党组织严格按照秘密工作的需要，坚持“改变以前的方式，很迅速的重新建设党的各种机关，并以绝对秘密为原则”。他明确地提出“机关的群众化，负责同志的职业化亦是很重要的问题”，要求各地党组织适应新的情况，“改变方式领导群众继续作政治经济争斗”。由于武汉白色恐怖严重，湖北省委机关暂设九江，刘少猷、张永和随即离沪到九江。到九江后未及开展工作，恰逢省委交通主任李世杰叛变，于是刘少猷等被迫逃往他处约１０日之久。他们刚回九江，江西省委在九江的机关和九江市委就被破坏了，又牵连到湖北省委机关受到一些损失。整个５月间，湖北省委机关基本上处于流亡状态。直到５月２５日以后，湖北省委在九江的机关才恢复工作。

　　５月底，刘少猷到达武汉，立即派出巡视员与各地建立联系，恢复组织，尽快地和敌人展开斗争。至７月，各地组织逐渐得到恢复。７月３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为了加强湖北省委的领导，决定由刘少猷、吴致民、郑耀华、余泽鸿、曹振常、张绍喜等７人担任省委委员，刘少猷任书记。７月１３日，中央指示省委除原省委委员刘少猷、余泽鸿、郑耀华、曹振常、吴致民、张绍喜外，增加一工人或农民同志（人选由省委定）。同月，湖北省委机关由九江迁回汉口，先后在汉建立了５个机关。８月２日，省委在武汉召开扩大会议，除省委委员外，还有鄂东、鄂南、鄂中等地代表共１２人参加。会议通过了《湖北最近任务决议案》、《组织问题决议案》，推选了省委委员１０人：刘少猷、余泽鸿、吴致民、郑耀华、曹振常、张绍喜、祁松廷（工人）、关大顺（农民）、周逸群等，以刘少猷、余泽鸿、郑耀华３人为常委，周逸群、祁松廷为候补委员，并决定调曹壮父为鄂东特派员，暂时兼管九江交通局，周逸群到省委做军事工作，报请中央审查批准。

　　８月１３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由９人组成湖北省委员会，以刘少猷、余泽鸿、郑耀华（郑未到职，由王奇岳充任）为常委，仍以刘少猷为书记，省委设组织科、宣传科等机构。这样，这届省委组成人员在一个月内经过４次调整，才最后稳定下来。省委调整健全后，恢复了和各地特委的联系，加强了对武汉的工作，对鄂西、鄂北、京汉路等特委工作作出了专门决议：（１）应该很迅速的恢复、发展组织，并注意改变其成分，加强其质量。多发展农民，淘汰动摇招牌的分子。改造组织的工作必须与日常工作联系起来，绝不是停止日常工作，来专事改造，更不是国民党式的清党来削弱党的质量，区委要注意到全区工作的布置，特别要加紧中心工作；（２）开始各城市的工作。各县委尽可能的迁入县城，各县有计划的指派专人发展城市工作，在城市手工业者、店员与工人中和小资产阶级群众中，建立党的基础。必须有城市工作基础，才能保障全县暴动之胜利，否则，我们有其乡，敌人有其城，革命完全是无希望的；（３）要有计划有组织的发动各种日常斗争（如反苛捐杂税、吃大户等）。这些斗争，必须是群众的行动。在这些行动中，力求扩大深入，并严密其组织，加紧革命力量的积累。（４）立即开始士兵工作。选派得力同志打入士兵中，发展秘密支部，促成敌人的崩溃，加紧对士兵的宣传，促成分化；（５）立刻开始训练红军和赤卫队。红军和赤卫队，绝不可只是同志，必须让勇敢忠实的非同志参加，并设法扩充武器（购买或收缴敌人的武装）；（６）整理并扩大群众的组织。各乡的农民委员会，或农民协会和城市及铁路的工会，必须立刻加以整理，使其奋力。已有广大群众的组织，务求扩充。没有成立群众组织的地方，立即成立。群众组织必须与党分开，党在其中成立党团，起党团作用。刘少猷到湖北后，曾先后到武汉、鄂东、鄂北等地调查了解情况，帮助恢复地方的基层党组织和健全工作制度等。他在调查中了解到有些地方存在脱离群众的军事投机行为，他说：“只有发动广大的群众起来，才可以战胜敌人；只有扩大斗争区域，我们在乡村中才存在得住；我们的军事力量，也只有在广大群众的掩护之下，才能存在并发展，军事单纯的集中和水浒式的山头主义，结果是很快地自己消灭自己。”对党的各级组织，他要求：由上而下地彻底改造，迅速恢复和建立城市的组织基础，各组织要注意秘密工作，每个同志都要参加工作，并在工作中训练提高。

　　８月上中旬，湖北省委为拟定秋收起义计划，广泛地征求各地特委对今后工作和策略的意见。广大基层工作者在实践中感到：（１）国民党兵力城乡部署不平衡。敌人能牢固地掌握大中城市和重要集镇，但不能严密地控制广大乡村，白色恐怖呈现由城市向乡村蔓延的趋势；（２）革命力量城乡状况不平衡。党设在城市的领导机关被大批破坏，相当数量的党员、干部遭到屠杀或通缉，工人群众日常斗争渐趋消沉。与此相反，农村党组织和游击队在巩固中得到壮大，农民群众情绪高昂，他们强烈要求党领导“大干”；（３）革命斗争城乡发展不平衡。国民党在城市大举屠杀，党组织不能立足，被迫向乡村转移，而农民游击队在农村却猛烈发展，豪绅地主不断遭到打击，纷纷向城市退避。有鉴于此，鄂西、京汉、鄂北等区分别提出“农主工副”、“敌人有其城，我们有其乡”、“整个乡村到手，城市不攻自破”等建议。这些建议和提法虽不尽科学，但直观地反映了当时的斗争状况和基层工作者对城乡关系的朴素认识，给了省委有益的启示。

　　８月２６ 日，中共湖北省委作出《关于秋暴的总计划》。总计划对党组织的主观力量薄弱估计不足，夸大反动统治阶级的内部危机，认为随着国民党日益加剧的派别纷争、军阀战争和经济萧条，凶猛的阶级斗争“有急转直下，倾覆反动统治的可能”，准备发动统一的大规模的全省秋收起义，创造几个局部割据局面。省委提出了分头发动、联合起义、先乡村后城镇、逐步发展包围中心城市的暴动策略。总计划虽然在形势判断和工作部署上严重脱离实际，但是在暴动策略上却有相当合理的成分，这就是开始认识到农村的重要作用，开始思考农村与城市的辩证关系，开始萌生突破“城市中心论”的思维方式。总计划指出，“不先求乡村斗争的普遍发展和深入”，“一发动便攻城”是“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倾向，是自取灭亡的办法；攻打城市必须具备３个条件，即“（１）四方的群众都已起来，乡村的工作已经深入；（２）城市有相当的基础；（３）城市的敌人非常恐慌”。

　　９月上旬，新的中央领导人回国，根据“六大”精神，决定停止实施留守中央１９２８年秋收暴动计划。９月２２日，中共中央致信湖北省委，决定废止省委秋暴计划。来信分析了湖北的斗争形势，指出党的主要任务是争取广大群众、扩大党的政治宣传、加强党的工作基础和无产阶级在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促进工人、农民和士兵运动的平衡发展。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来信也存在严重不足。它只强调要恢复城市工作，却忽略了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意义，指责湖北省委在创造割据区域的策略思想上有“乡村包围城市”的“危险倾向”。遵照中央指示，湖北省委１０月１０日重新制定《秋收斗争计划》，把争取大多数群众，纠正盲动主义、命令主义、机会主义等错误倾向，扩大政治宣传，广泛发动游击战争，巩固和发展割据区域作为今后的主要工作，同时也不适当地批评了党的下级组织将力量集中到乡村的所谓“放弃城市工作”的错误。

　　１０月２０日，刘少猷组织召开了中共湖北省委扩大会，扩大会议讨论并通过《关于接受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的决议案》和《关于今后工作方针决议案》。扩大会议确定了建立党在各种群众组织中的基础、团结集聚革命力量、领导工农以武装斗争为中心任务开展各项工作的方针政策，并对组织工作、宣传工作、职工运动、农民运动、兵士运动、妇女运动、团的工作和济难工作作出了具体部署。扩大会议强调，各级党委必须坚定地领导割据区域的土地革命、游击战争和政权建设，组织和训练工农红军，巩固和扩大红色区域。会后，省委派遣特派员分途巡视鄂东、鄂西、鄂南等区，传达贯彻“六大”决议。１１月２日，刘少猷针对武汉党组织所剩无几的状况，提出要重新创造党在大城市的工作基础，团结和领导三镇４０万工人群众，建立坚强的产业支部。具体做法是，以在业的党员或派入工厂做工的党员为媒介，与群众联络感情，加强了解，先成立灰色群众组织，再从中吸收积极分子入党；整理旧有党员线索，经考查合格后重新入党；重视发展武昌、汉口、汉阳四郊农村的基层组织，将农民党员引入城市，补充和增添新鲜血液。省委为了加强地方党的组织基础，决定取消各地特委，将全省划为中南、鄂东北、鄂东、鄂北、鄂西五个区，除中南直属省委外，其他各区设办事处，原特委成员调为巡视员和重要县的县委书记（以上计划因省委被破坏未实现）。由于刘少猷及新省委的努力，在不长的时间里，湖北党的组织有了很大发展。至１０月底，省委下辖汉口市委、武昌市委、汉阳县委和鄂东、黄麻、鄂东南、大阳、黄广、鄂南、鄂中、鄂西、鄂北、京汉路等特委以及施鹤临时特委，全省党员人数达到６４５５人。此时，程寄如在娘家生了孩子刘颖后，于１１月初赶到武汉协助刘少猷工作。正当恢复湖北党组织的工作顺利发展时，１１月又遭到敌人第四次大破坏。

　　１９２８年１１月６日，黄广新书记汪玉堂到汉，省委派代秘书长张秉初去接头。因张不认识汪，故又派认识汪的军委秘书董恕陪张前往。当时，正发生沙市抢枪案，武汉加强了缉查，法租界恢复了对旅馆的检查。晚８时半，当敌探查至汪的住处时，张神态失常，引起敌人怀疑，当场在他身上搜出省委的交通网及组织法等文件，３人遂同时被捕。被捕后在敌人严刑拷打下，汪、董叛变，当晚即带敌探捕人，军委全部机关被破获。次日，武昌市委及省委与外县的通讯机关亦全部被破坏，数十人被捕。由于武昌市委书记张作宾、汉阳特派员余某等５人被捕叛变，供出各线索，使破坏更加扩大。一时，敌探、稽查、警察、叛徒等密布武汉三镇，各十字街头都有坐探守候，轮船除日轮外，来往均停泊江中检查一小时，电影院有敌探在幕后偷窥，旅馆中坐着敌探，新搬家者多受检查，敌人还化装找藉口到各弄各户检查居民，稍有嫌疑，即被逮捕。至１１月１８日，先后被捕四五十人，遭枪毙８人。省委机关在武汉仅保存商店３个、住宅３处、中央转信处１处。在这非常险恶的情况下，刘少猷及其他省委领导临危不惧，毅然决定取消临时组织的特委机关，撤除工作人员，建立外县办事处，从而使党组织避免了更大的损失。

　　１１月中旬，刘少猷、余泽鸿等奉党中央指示，赴上海向中央请示汇报工作。１１月２７日，周恩来、夏文法代表中央听取了刘少猷、余泽鸿关于湖北党组织被破坏情况的汇报，就湖北党的秘密工作、城市工作、支部生话、宣传教育、群众组织、党团关系等问题作出了具体指示。周恩来强调：在反动势力严密控制的城市进行地下工作，必须加强指导，注意工作方法，党的工作必须切实地深入群众，扎扎实实地从下层做起；党的干部必须坚持“职业化”和“社会化”，必须将秘密工作和公开工作结合起来，争取合法的社会保护；党的组织必须总结以往屡遭破坏的教训，防止再度建立超越基础工作、脱离群众、空大而不切实际的上级领导机构。

　　三

　　离开湖北后，刘少猷接受中央委派，以特派员的身分和谢觉哉前往东北视察党的工作，程寄如也随同前往，负责开展妇女工作。

　　１９２９年秋，中共云南省临委书记王德三派人到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请求中央派刘少猷回滇工作。中央同意了云南省临委的请求。１９２９年１１月中旬，刘少猷只身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昆明。此时，云南的党组织所面临的形势也是十分艰险的，“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以来，云南地方反动政府也遥相呼应，先后屠杀了几批共产党人，共产党员随时都处于敌人的搜捕之中。刘少猷回到昆明后，省委考虑到他由外地刚到昆明，身分没有暴露，社会活动条件较好，于是便安排他在昆明市区领导各支部的工作。１９３０年春，中共云南省临委召开了扩大会议，正式选举产生了省委，刘少猷任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在省委书记王德三赴滇南工作期间，省委的日常工作由他负责处理。

　　正当刘少猷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地为革命事业拼搏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派又开始了对云南的共产党人的残酷搜捕和屠杀。１９３０年４月底，由于叛徒出卖供出了省委机关及省委主要负责人“闻铃”，几天内，省委机关驻地连遭破坏，１０多名同志先后被捕。５月５日，当得知敌人到处搜捕共产党人的消息后，刘少猷首先想到的是省委机关另一驻地（昆明原小东门内城脚）和机关同志的安全。他清楚地知道，在那里有党的大量机密文件和印刷出来的材料，于是不顾自己的安危，急忙赶去通知他们转移。然而，他哪里知道，此处党的机关已被敌人破坏，他刚敲门，潜伏的特务就凶恶地跳出来抓住了他。当特务询问他时，他机智地回答：“我是来收房租的；名叫朱铨，是朱晓东（云南军阀龙云手下师长）家的人。”刘少猷被捕后，先被关押在昆明市政府拘留所。审讯中，敌人一直未认出他就是共党要人“闻铃”，他咬定自己就是朱铨。后因叛徒张春旭向敌人告密，“闻铃”就是省委组织部长刘少猷的代号，朱铨就是刘少猷的化名，这样他才被敌人认出。一个多月后，他被作为共党要犯转移到省“模范监狱”关押。刘少猷身为中共云南省委组织部长，掌握着党内许多重要机密和党员干部的情况，因此，敌人对他软硬兼施。但刘少猷软硬不吃，在敌人残酷的严刑拷打和刑讯逼供下，他义无反顾，宁死不屈，严守党的秘密，敌人从他口里没有得到任何东西。

　　刘少猷被捕后，党组织及其亲属曾设法营救他，但终于未能奏效。在监狱里，他的崇高气节曾感动了一位看管人员，替他送了一封信给其表弟陈文友。这个表弟在云南军阀龙云部队的朱晓东师部工作，经他周旋，朱晓东表示愿意出面讲情。但因叛徒告密后，引起敌人重视，认定刘少猷为共产党重要骨干。敌人多次审讯都未得到什么结果，就对他说：“朱师长给你讲情，你若表示悔改，把共产党的活动情况和你们的党员讲出来，再写份悔过书，我们就马上开释，你还可以当大官。”刘少猷轻蔑地说：“我没那份福气，再说谁稀罕你们那种当帝国主义走狗、坑害人民的官！我也没有什么可以忏悔的。”敌人恼羞成怒地吼道：“你要顽固到底，就难免一死，谁也保不了你！”刘少猷斩钉截铁地说：“大丈夫不怕死，为何以死惧之！成全我一个烈士的美名，不也很好吗？”经过两个多月的审讯，敌人从刘少猷口中什么也没有捞到，最后以“赤化罪”判他无期徒刑，发监执行。

　　刘少猷把监狱当作新的特殊战场，表现出共产党员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英雄气概。他是狱中斗争的组织领导者之一，安慰鼓励难友们要保持革命的气节，不要被敌人的淫威所吓倒。他起草了狱中学习提纲３０条，组织大家学习，并亲自讲解马列主义理论，传授自己在革命斗争中所积累的实践经验。在狱中，刘少猷所念念不忘的，仍然是亲爱的党，是崇高的革命事业和自己的革命战友。他常对难友们说：“只要齐人（省委书记王德三的化名）安全无恙，我死也无憾！”从被捕的那天起，刘少猷就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为了捍卫自己的信念和理想决不出卖灵魂，贪生怕死。

　　１９３０年７月，党组织发动了陆良暴动。暴动虽未成功，但对敌人的反动统治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反动派密谋策划，决定将在押的中共云南省委主要负责人杀害。７月２６日下午２时３０分，凶残的敌人以“为赤军代表，勾结迤南匪党，图谋不轨”的罪名，密令将刘少猷等就地处决。

　　当敌人突然到监提名的时侯，刘少猷便清楚地意识到，敌人可能要下毒手了。他坦然地与同牢难友告别，然后神态自若地走向刑场。万恶的敌人将他和负责军事工作的张舫同志一起带到监狱当中的一块空地秘密枪杀。在敌人的枪口下，他们最后一次高呼着“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壮烈牺牲。

　　刘少猷就义时，年仅２８岁。他用短暂而璀璨的一生实现了自己入党时的誓言，谱写了一曲壮丽的共产主义凯歌。刘少猷虽然离开了人世，但他的英名和精神却在他战斗和牺牲的地区代代相传，历久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