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评论员 牟笑笑

　　94岁的熊淑兰老人走了，在2025年9月27日。我们习惯于在她的年龄前加上另一个身份——“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这个身份，像一道沉重的烙印，伴随她的一生，也定义了她的公众形象。她的离世，让登记在册的幸存者仅余25人。这不仅是生命的凋零，更意味着一个个“活证据”正在无可挽回地消逝。历史，正从亲历者的血肉之躯，加速转化为纸上的文字与陈列的物证。这是一个临界点。我们正站在一个从“活态见证”转向“历史传承”的关键节点，我们该如何守护记忆的真实与分量？

　　历史的叙述权从来都是必争之地。一方是30万死难者的铁证如山，一方是精心策划的“记忆抹杀”。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里每一份档案，都是射向历史虚无主义的子弹。特别值得警惕的是，某些西方学者也在试图用“数字游戏”淡化历史罪行。他们质疑30万这个数字的准确性，却忽略了无论是30万还是20万，都无法改变大屠杀的本质。这种“精确的错误”比“直接的否认”更具欺骗性。

　　当历史的加害者尚未真正反省，受害者的宽恕反而可能成为对方得寸进尺的借口。我们崇尚宽容，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没有经过彻底清算和真诚忏悔的宽恕，极易被曲解为历史可以“翻篇”的信号。日本右翼势力数十年来系统性地淡化、否认与美化侵略战争，本身就是对历史真相的持续攻击。这警示我们，在幸存者逐渐离去后，我们对历史真实的任何一丝退让，都可能成为对方得寸进尺的台阶。坚守，不是沉溺于仇恨，而是对死难者最基本的尊重，也是对历史正义的捍卫。

　　和平不是历史的必然，而是需要每一代人主动守护的脆弱果实。幸存者正在老去，但历史的记忆必须在年轻一代身上获得新生。这不仅是对逝者的告慰，更是对未来的承诺。在历史的接力赛中，我们这一棒，绝不能掉棒。因此，传承的方式必须“升维”。 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传递”，更要致力于“激活”。我们要从“史实”走向“叙事”，鼓励更多基于史实的文艺创作，用故事的力量触及心灵。我们要从“宏观”走向“个人”，大力推动幸存者后代的口述史项目，让家族记忆成为国家记忆的鲜活毛细血管。

　　熊淑兰老人和她的同龄人，用一生背负了一段民族的创伤记忆。现在，这根接力棒正沉重地递到我们手中。我们这一代人，注定要成为“后幸存者时代”的历史守护者。这要求我们不仅要有铭记的诚心，更要有捍卫的勇气，以及创新传承方式的智慧。当最后的亲历者离去，我们就是历史的证人，我们如何讲述，历史便如何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