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年,4748个日夜,1000余名亲手带过的学生,近5000名接触过的年轻人。

　　这些数字,是陈龙自2013年工作至今的全部缩影。

　　陈龙现任烟台城市科技职业学院信息工程学院党支部副书记、副院长。在此之前,他一直是一名扎根在学生工作一线的辅导员,十多年来,辗转在高校之间。

　　康德说过一句话:“既然我已经踏上这条道路,任何东西都不应妨碍我沿这条路走下去。”用在陈龙身上,恰如其分。

　　但他曾经,差一点就放弃了。

　　ICU里的那场“洗礼”

　　2017年的某个深夜,陈龙被推进了ICU。

　　急性胰腺炎。医生说,情况比较严重。病床上的他,鼻子里、嘴里插满了管子,连着营养液和氧气。剧痛让他前七八天几乎没有完整的意识,整个人像被拆散了一样,整整一个月,连一滴水都不能喝。

　　那是他体重最高的时候,一百八九十斤。长期的饮食不规律、作息紊乱,终于在这一刻集中爆发。

　　“当时我就在想,算了,放弃吧。”陈龙回忆的语气中带着艰涩,“真的是疼得让我——不知道怎么说,真的就,很疼很疼,很疼很疼。”

　　事实上,早在生病之前,他就动过离开的心思。不分昼夜的电话、被时刻撕扯的注意力、每天步数不低于两万步,三餐并作一顿吃的常态……他曾无数次想过:“我是不是可以申请调岗,去当个专任教师?”

　　病床上的日子,反而给了他一个被迫停下来的机会。他以为,自己会彻底下定决心离开。

　　但学生们来了。

　　陈龙记得很清楚,“当时我带了七个班,299名学生,能有211个,到医院来看我。”

　　病房的门被推开时,陈龙正闭着眼忍受剧痛。他没力气转头,只能听见脚步声越来越近。然后是第一个学生的声音:“老师……”接着是第二个、第三个。他想笑,但嘴角一动就扯到胃管,眼泪先流了下来。

　　“我从来不敢奢望所有学生都喜欢我。但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坚持做辅导员的理由,那颗差点被摁下去的心又死灰复燃了!”

　　最大的考验往往不是在顺境中如何坚守,而是在困境中是否还能看见“人民”二字。那一夜,陈龙看见了。

　　琐事里藏着的重量

　　辅导员的工作,繁重而琐碎。

　　每个清晨,教学楼门口总有陈龙的身影。他盯着每一个走进来的学生,看他们的表情,看他们的步伐,像读一本翻不完的书,“基本上能从他们早上的状态,看出他们心情怎么样,今天有没有准备充足。”

　　上午九点到十一点,学生第一大节课下课,这是陈龙工作的“高峰时段”。学生请假、身体不适、宿舍矛盾、心理波动……大大小小的事情涌进办公室。他需要逐条处理,逐人沟通。

　　“原则上中午十一点半下班吃饭,但大多数时候,根本走不开。”他通常是咬几口面包,对付过去,只等到晚饭时候,才得以补充这一整天的能量。而晚饭以后,也不是陈龙的休息时间。学生白天上课,很多问题到了晚上才会暴露——室友之间的矛盾、情感上的困扰、对未来的迷茫。陈龙养成了一个习惯:只要在学校,每晚必去宿舍转一圈。

　　“第一个是看看他们的卫生怎么样,第二个是体现学院的关怀,第三个——如果他们有什么问题,我能第一时间协调解决。”他不会让学生觉得“找老师没用”。因为他知道,一个没有及时解决的“小事”,就有可能变成以后的“大事”。

　　他的微信通讯录里有近八千个联系人。他不按姓名搜人,按入学年份——“18级”“20级”“25级”,输入数字,精准定位。他带过的每一个学生,他都能随口说出至少七项基本信息:籍贯、家庭情况、性格特点、学习成绩、兴趣爱好……“这不只是我,我们烟台城市科技职业学院的每一位辅导员都能做到这一点。”

　　学生们对陈龙的印象意外的统一,“好相处”“平易近人”“全能”这些词描绘出了陈龙的形象。信息工程学院2025级学生桑嘉威说:“陈老师很全能,不管你问生活还是比赛的问题,他都能给到一些建议。”在王思文这个女孩眼里,陈龙更是像一个“闺蜜”一样,“没事儿我就去办公室找他,宿舍矛盾、感情问题,什么都说,陈老师就和‘闺蜜’一样,又有情绪价值,又有具体的建议。”

　　陈龙常说:“辅导员最鲜明的特点就是总与学生在一起,这就意味着我一定要站在学生的立场,而那也是‘人民’的立场。”在他看来,辅导员的“人民”,就是面前这群十八九岁的孩子——他们的每一次求助、每一声抱怨、每一个迷茫的眼神,都是他必须回应的“民情”。

　　“人民”二字,是他们共同的底色

　　十三年里,陈龙见证过太多年轻人的转折点。有两个孩子的故事,他讲了无数遍,每一次都是一样的动容。

　　第一个,是一个差点退学的男孩。

　　男孩家里突遭变故,失去了经济来源。他在办公室抱着陈龙,哭得撕心裂肺,说要退学。

　　“没事,有我呢。”陈龙说。

　　他连续几天跑了学校各个部门,咨询资助政策和教务规定。最后,一位老辅导员提醒他:不如让孩子去参军。这是个好办法——学业不断,能报效国家,国家也会给予补助。但问题来了:男孩太胖,两百三十多斤,体检根本过不了。

　　从那以后,陈龙不仅每天陪这个学生跑步,还经常在家做好减脂餐带到学校给学生吃。四十五天后,男孩瘦了六十斤。后来,男孩退伍返校,完成了大学学业,考上了公务员,成了一名铁路警察。

　　那个学生后来在陈龙住的小区买了房子。每到周末,只要陈龙在家,他就来串门。出差时,他把家门钥匙留给陈龙,让他帮忙打理阳台上的花草。

　　“我从来没有奢望过学生毕业之后还会念着我的好。”陈龙说,“但他住进我那个小区的时候,我心里特别踏实。因为我知道——当年那个差点退学的孩子,如今过得很好。”

　　他顿了顿,又说:“这就够了。”

　　第二个,是一个几乎失聪的女孩。

　　即使戴上助听器,她也只能捕捉到微弱的声音,说话含混不清。她把自己封闭起来,不愿与任何人交流。尤其是生病时,她会彻底失去听力,整个世界陷入一片死寂。

　　入学那天,女孩的母亲把陈龙拉到一边,拜托他多关照女儿。但很长一段时间里,陈龙找不到走近她的办法。直到他发现女孩喜欢拍照,才终于找到了切入口。

　　“你的耳朵听不见,但你的眼睛没有问题,你的审美没有问题。你可以通过镜头,记录这个世界的美好。”

　　从那以后,陈龙开始有意识地引导她。他联系学校广告学专业的老师,为她介绍专业知识,帮她规划转专业的路径。女孩渐渐对广告学产生了兴趣,她告诉陈龙:我想转过去。

　　她不仅顺利转入广告学专业,后来还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如今她在北京工作,每天在自己的社交账号上分享着生活中美好的画面。那个曾经把自己藏起来的女孩,透过镜头,看到了一个更大的世界。

　　一棵树的守望

　　陈龙给自己打了一个比方。

　　“我是一棵树。树可以为小草提供遮风挡雨的场所,也为飞鸟提供临时的落脚点。你不用把我当家,你累了,可以到我身上歇一歇,然后再去飞向更远的远方。”

　　这个比喻,来自他十三年的实践。

　　学生工作没有那么激情,没有那么壮烈。陈龙一直认为,学生工作就是从这些琐碎的工作里面,去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也适合学生的育人之路,然后按照自己的初心走下去。

　　“我的初心就是我既然选择了辅导员这个行业,我希望我能够为这些孩子们去做些什么。遇到问题的时候,我能够跟他们说——别怕,同学,有我呢。”

　　在这个“内卷”被反复讨论的时代,陈龙的选择显得有些“笨拙”。他用最原始的方式——站在门口、去宿舍转转、记住每个人的名字——对抗着这个越来越原子化的校园。他证明了:有些职业的价值,恰恰藏在那些无法被量化、无法被KPI考核的琐碎里。

　　前几天,陈龙的手机响了。电话那头,熟悉的声音带着掩饰不住的兴奋:“老师,我立了个人三等功!”陈龙愣了一下,随即笑了:“祝贺你。”学生说:“老师,和你一样,为人民服务。”

　　陈龙挂了电话,想起那个深夜,自己在ICU里想放弃的那个瞬间。幸好,他没放弃。

　　第二天早上,他又站在了教学楼门口,学生们陆续走进来。有人冲他喊了一声“老师早”,他点点头;有人跟他倾诉苦恼,他应了一句——

　　“别怕,有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