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光源和X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试验装置。(资料片)

　　上海的科技创新又出重招。自今年2月1日起,上海开始实施为期五年的研发与转化功能型平台建设。由政府主导,“十三五”期间上海的每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都将建设这样一个非盈利性公共研发机构。

　　功能型平台的突出作用,是聚集一流团队,研发共性关键技术,为产业创新点燃“引爆点”。因为关键技术跟不上,上海集成电路产业近年来出现“高端难承接、低端被转移”现象。关键技术上不去,是因为单个企业研发实力弱,尤其是共性关键性技术投入大、回报低,致使企业积极性不高。上海集成电路领域的功能型平台正在解决这个问题。这个平台由目前唯一的国家级集成电路研发中心、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共同打造,聚集国内顶尖专家,进行了一批共性前瞻性研究。去年上海集成电路产业实现两位数增长,跻身千亿元产业行列。

　　一个平台可谓一艘创新“航母”,具有一流的研发、中试设备,掌握丰富的业内信息,具有较强的成果转化功能。上海石墨烯产业功能型平台,去年分别与三家院所的科研团队签约,并提供优惠条件:为中试项目提供场地、设备、工程人员、资金等支持;如果中试成功并进入产业化阶段,双方按一定比例分配收益;如果失败,费用全部由平台承担。去年,中科院上海微系统所一项导电剂浆料成果,通过中试实现产业化,平台将其介绍给上海航天电源技术公司,大大缩短了上市时间。

　　平台的强大,一个重要原因是由政府自上而下主导建立,并灵活务实地给予财政支持。在前期研发阶段,政府先“给钱”后“考核”。财政投入与绩效挂钩:平台运营收入高,政府投入也高,反之投入就少。在今年新出台的政策中,这方面的扶持政策更灵活:采取“机构式资助”方式,将财政资金直接拨给机构,让平台管理层拥有更大的经费使用权。正是依靠这样的扶持,上海微技术功能型平台引进世界一流研发设施,短短几年研发出六轴传感器等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产品,申请国际发明专利14件、国内发明专利111件。

　　为提高效率,功能型平台交由企业按市场化运作。例如上海石墨烯产业技术功能型平台,由市科委和宝山区政府联合打造,却由海归创办的公司通过竞标运营。为了更好地进行市场化运作,上海探索财政投资“退坡”机制——平台具有“造血”功能后,财政资金逐步退出,吸引社会资金进入。上海市科委相关处室负责人特别提醒:平台由企业运作,但不能由企业控股,否会则影响它的公益性。很多地方的公共研发平台由企业控股,结果建成企业的“后花园”,对行业发挥不了带动作用。

　　功能型平台,是上海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四梁八柱”的重要内容。据了解,在2017年已建成6家功能型平台的基础上,到2020将建成约30家,培育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载体。

　　□评论

　　弥补创新的市场缺失

　　王学文　赵洪杰

　　上海的功能型平台建设,在全国属于首创。它的看点,总的说就是通过政府的主动作为,将零散的平台服务功能整合在一起,形成一体的、较强的对外作用力,弥补市场在创新上的缺失,最终发挥科技创新在新旧动能转换中的牵引作用。

　　技术服务平台,或者成果转化平台,大大小小,归属不同,各地都有。与其它地方的服务平台相比,功能型平台的功能更全面、体量更大,完全凸显公益性属性;能够集中地提供一条龙服务:聚集一流力量进行共性关键技术研发,提供更先进的设施和设备服务,更快地推动成果转化。

　　在从基础研究到成果转化的创新链中,哪些部分是薄弱环节?是靠市场不能完全解决的?恐怕首推共性关键技术。因为它是“共性”的,家家用得着它,但它投入大、周期长、市场前景不确定,因此企业不愿意做;因为它是“关键技术”,对产业发展影响至要,单家企业因为实力问题又做不了。这时,需要政府出面,给予稳定的财政支持,让“碎片化”的创新资源加快集聚,进行联合攻关。

　　上海的功能型平台,发挥了这个作用。由政府主导的这个平台,具有高水平科研设施,依靠政府的公信力和较强财力,聚集了一流科研力量,从而有能力进行关键技术研发;而它的政府主导性和公共属性,又使它愿意做这种投资大、回报少的服务性活儿。从长期看,功能性平台推动科研力量由短期、松散、单项式合作,向长期、系统、实体化合作转变,由临时会战转而合为一个兵团,具有长效性。

　　第二个薄弱环节,是被美国国立标准技术研究所定义的“死亡之谷”:从“实验室”到“大市场”、从“教学楼”到“生产线”之间的成果转化之“谷”。通俗说就是成果转化难。毋庸讳言,这是中国多少年没有解决好的问题,致使许多优秀科技成果躺在保险箱里睡觉。这里既有市场对接问题,也有政府搭建平台不够问题。上海的功能型平台,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由于功能型平台的高端性、开放性,使它不仅成为聚集人才的平台,还是产业信息集聚平台——“十三五”期间,上海的每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都将建立这样一个平台,这使它在行业内具有旗舰作用,能更好地聚合信息,从而更快地转化科研成果。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功能型平台由政府主导,却交给企业运作,保证了平台的效率。政府在研发前期给予灵活支持,平台实现自我“造血”后则逐步退出。前期让平台拥有更多自主权,能够按照创新规律去创新,政府退出后让平台在最大程度上按照市场化运作。如果说,上海首创功能型平台建设,表现了“有为政府”的有效作为,在这里则表现了“聪明政府”的聪明做法、“开明政府”的开明做法。这让人颔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