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解强民 陈嘉伟 编辑：赵洪栋 部分视频来源：B站网友“全秦村村通”）

(版权所有，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大众网·海报新闻记者 陈嘉伟 陕西靖边报道

　　6月29日上午，“七一勋章”颁授仪式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隆重举行。29名同志荣获“七一勋章”，其中就包括“全国治沙英雄”石光银。颁奖词写到，石光银——治沙造林事业的模范代表，40多年坚持与荒沙碱滩不屈抗争，创造治沙与致富相结合的新模式，为彻底改变毛乌素沙漠南缘“沙进人退”恶劣环境作出杰出贡献。

毛乌素沙漠即将从陕西版图上“消失”

　　石光银的获奖也将大众的视野拉向榆林——这个地处毛乌素沙漠南缘、曾深受沙害影响的地区。不过大众网·海报新闻记者在当地数天的走访中发现，目前的榆林已经很难找到连片的沙地，而为了不让前来寻找沙漠的游客失望，有些县城甚至专门留出一小片区域的沙地供游客游玩。而据陕西省林业局消息，榆林沙化土地治理率已达93.24%，这意味着毛乌素沙漠即将从陕西版图上“消失”。

前排四人皆是榆林当地的治沙英雄，从左至右为郭成旺、石光银、牛玉琴、张炳贵（电影《我和我的祖国》截图）

　　“当年的西部片现在就非常不适合去陕北拍了”

　　1958年，天马电影制片厂拍摄《沙漠追匪记》时，要在全国各地寻找一片没有“杂草”的沙漠，最终将外景定在了榆林城东北的七里沙。据文献记载：“当时榆阳区林木覆盖率仅1.8%，往往行走几公里才能见到一颗臭柏。”

　　到了2020年，电影《我和我的家乡》中第四单元故事《回乡之路》同样把取景地选在了榆林，这个章节的故事设定在毛乌素沙漠，讲述的是“沙地苹果”经销商乔树林（邓超饰）帮助家乡致富寻找买家，却遭到电商闫飞燕（闫妮饰）的嫌弃，两人因回母校参加校庆而被迫共同踏上回乡之路的故事。

　　电影里这片曾经寸草不生的沙漠，如今已是绿树葱葱。影片以喜剧的方式展现榆林治沙的成果，但拍摄过程却十分“困难”，因为与1958年拍摄《沙漠追匪记》时相比，榆林已经找不到连片的沙漠了。

　　在电影的广州新闻发布会上，导演俞白眉说，他们没有想到拍摄工作首先面临的一大困难是取景——没有合适的、黄沙漫天的场地。电影的美术指导在陕北7个县走了几千公里，也没有找到合适的“黄土高坡”——因为放眼看去都是绿色。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主创团队通过大量测试，最后用鼓风机吹木屑的方式营造出黄沙漫天的景象。“当年有一个词叫西部片，当年的西部片现在就非常不适合去陕北拍了，那个景象产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俞白眉讲到。

　　邓超则谈到，电影中乔树林种树的那片沙漠“其实现在是一片展示区，就是大家去那里开吉普车冲沙、滑沙”，镜头稍微往旁边一摆就是城市高楼，绿树成荫，因此只能是在后期制作时用电脑技术把场景复制再延伸，避免镜头穿帮。

　　这是榆林治沙的真实写照。榆林市林业和草原局法规科教科科长康智钦说，目前榆林林木保存面积达到2248万亩，林木覆盖率由新中国成立初的0.9%提高到34.8%；年入黄泥沙量由5.13亿吨减少到2.9亿吨；年扬尘天气由100多天减少到10天以下，每年30多次的沙尘暴几乎绝迹。

1973年靖边杨桥畔镇造林人向沙漠进军（资料图）

　　因风沙榆林城曾三次南迁

　　毛乌素沙漠其实不是沙漠，而是中国四大沙地之一。康智钦说，沙漠和沙地的形成原因有所不同。沙漠的形成以自然原因为主导，人为因素起辅助作用；沙地的形成人为因素起首要作用，自然因素为辅。但长期以来，毛乌素被人们习惯性地称为“沙漠”。

　　毛乌素沙漠位于陕西省榆林市和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之间，沙区占榆林市56.1%的面积，风沙肆虐、土地贫瘠曾长久困扰着当地。“山高尽秃头，滩地无树林。黄沙滚滚流，十耕九不收”，是许多上了年纪的榆林人挥之不去的记忆。

　　榆林当地记录显示，在1949年前的100年间，榆林沙区已有210万亩农田、牧场被流沙吞没，剩下的145万亩农田也被沙丘包围；390万亩牧场沙化、盐渍化；6个县城、412个村镇被风沙压埋。

　　1949年6月时，榆林林草覆盖率仅有1.8%，榆林县（今榆林市榆阳区）东城墙被沙湮没，形同沙海“孤岛”，流沙蔓延至城南50公里的鱼河峁。榆包公路全部被埋沙底，榆溪河床因流沙填充高出地面1米，时有决口。沙区所有河流终年浑浊，每年向黄河输沙量高达1.9亿吨。整个区域形成“沙进人退”的局面。据史料记载，榆林城曾三次因为风沙之害被迫南迁。

　　靖边县东坑镇金鸡沙村农民牛玉琴——这位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防沙治沙英雄、全国“三八”红旗手、联合国“拉奥博士奖”获得者向大众网·海报新闻记者回忆道，治沙之前，风刮起来，卷着黄沙，遮天蔽日，屋外的人看不见路，屋里的人也要点灯才能看见东西。

1974年靖边杨桥畔镇引水拉沙（资料图）

　　“你不治沙 沙就要治你嘞”

　　面对“沙进人退”的局面，新中国成立后，榆林地区便开始了艰难困苦的治沙探索。康智钦说，从上世纪50-60年代主要解决在沙地里种树的技术难题开始，榆林当地的治沙已经进入到围绕资源大规模开发，从解决生态瓶颈问题入手，为当地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和保障的阶段。

　　在这一过程中榆林涌现出了补浪河女子治沙连、石光银、牛玉琴、郭成旺等先进集体与个人。

　　“你不治沙，沙就要治你嘞么，治沙是为了吃饱肚子，过上好日子。”治沙让牛玉琴获得了诸多荣誉，但谈起治沙的初衷，牛玉琴坦言就是为了吃饱饭。牛玉琴说每年春天种庄稼，风一来，被风吹走，被沙子掩埋，种下的庄稼不打粮食，让人吃不饱饭。

　　“所以政策允许承包沙地后，我就承包了，就想着把沙治好了，多种点庄稼，能吃饱饭，长远点的能穿个好的。那会儿出门连个衣裳都没有的，考虑的就是过好光景，也没考虑过什么荣誉。”牛玉琴说道。

　　牛玉琴说治沙不是一代人的事，“我之后还有儿子，儿子之后还有孙子、重孙子，治沙这个事要一代一代干下去。”从1985年承包一万亩沙地起，时至今日，经牛玉琴及其家人所创造的绿洲已达11万亩。

　　而在榆林靖边，“治沙英雄”除了牛玉琴，还有郭成旺——这位被誉为“治沙愚公”的百岁老人，在63岁那年承包了一万亩沙地。从那时开始，他每天早上天不亮就带领家人背着树苗往返4小时去沙地里种树，最后由于路程太远且不便于看护树苗，郭成旺一家干脆居家搬迁至沙漠腹地，成为方圆五公里内的唯一一户人家。

　　随着政策的进一步开放和沙地种树的成功，郭成旺一家承包的荒沙地也从1万亩变成了4.5万亩，而治沙的主力也从郭成旺到其子郭喜，直到现在的其孙郭建军，而重孙郭涛也计划在外闯荡几年后回家乡治沙。

　　经过郭成旺一家几代人三十多年的努力，目前4.5万亩荒沙目前已全部被绿植覆盖。“你看现在就有风，风一吹土路上的沙子还是会扬起了，但你看这地方就没有咧。”郭建军说道。

榆林白界樟子松人工造林示范区2009年和2018年对比图

　　漫漫治沙路

　　石峁遗址是中国已知规模最大的史前龙山时期至夏的遗址，占地面积超过400万平方米，雄踞在黄河流域苍茫的陕北高原上。这里出土了大量的羊骨，统计后数量约在几十万头左右。经过鉴定，这些骨是绵羊的，而不是现在陕北地区普遍饲养的山羊。石峁遗址还发掘出种植业的痕迹，因此考古专家们推测，当年这里并非现在所看到的景象，而有着较好的植被覆盖。这里也是农业文明和牧业文明的交汇之地。

　　汉顺帝永建四年(公元129年)，汉朝尚书令虞诩在给汉顺帝上书的《议复三郡疏》载，这里“沃野千里，谷稼殷积……水草丰美，土宜产牧，牛马衔尾，群羊塞道”。

　　诸多考古发现的显示，历史上榆林地区曾是气候温暖湿润、生态环境优美的绿洲。

　　但康智钦说现在榆林治沙的成果只能说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想要恢复真正的绿洲还为时尚早。“说毛乌素‘消失’了其实并不准确，准确的说法是被人类所‘束缚’”。康智钦说，现在沙地被绿色植被覆盖，使得流动的沙丘被固定或半固定，遏制了沙化的进程，但离草原、森林这种生态还有很大的距离。

　　“其实现在生态还是比较脆弱的，再次沙化的可能依旧存在。”康智钦表示有超过1629万亩的林地开始退化，譬如现有林地多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前飞播营造的灌木林，按照灌木平均30年寿命计算，多数林木已经过了生物周期终结期，林地的防护功能严重退化，生态效益急速下降。

　　此外，早期治沙时仅注意树木是否易存活，耗水量方面考量不多，譬如杨树等阔叶林多，导致榆林地区地下水水位迅速下降，上世纪50-60年代当地地下水位为2-3米，70-80年代地下水位降至5-10米，到90年代以后地下水位急剧下降，农田机井由几米发展到几十米甚至百米以上。

　　好在当地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并加以改进。

　　目前，虽然自家4.5万亩沙地已经被植被覆盖，但郭建军治沙的步伐仍未停止，他正在用寿命更长、更节水的樟子松逐步换掉爷爷和父亲种植的杨树。“我现在已经种了2万多亩了，预计3-5年，我要将杨树全部换成樟子松。”

　　而牛玉琴的儿子郭立强在母亲的影响下，在陕西省林业学校上学，现在是陕西省治沙所的一名研究人员，家里11万亩的林草地成为他绝佳的试验场。“我在樟子松上嫁接樟武松，红松比樟子松叶子更多，绿化效果更好。”此外郭立强还在试种两用杏等经济林，“希望在治沙的同时能致富，一举两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