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子元，1911年生，山东范县人，1932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秋来到菏泽一带，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农运”工作，曾任考城县县长，冀鲁豫支队四大队长，中共鲁西南地委民运部长，菏泽县动委会主任、县大队长，冀鲁豫军区第三办事处主任等职务。1948年1月，根据上级党组织的安排调离鲁西南。

　　他，出生寒门，发奋读书以求自强；他，接触进步思想，矢志不渝投身革命。从此，面对白色恐怖，面对血雨腥风，他从未怯懦退却。他深入鲁西南的农村，播下大量革命的种子，发展出成百上千的党员。在抗战中，他以非凡的胆量多次深入险境，做了大量的统战工作。而当新中国建立后，他淡泊名利，在教育岗位上踏踏实实继续为党工作……他，就是传奇英雄于子元。

　　寒门男儿 投身革命

　　于子元，原名于伯文，曾用名姜振声、姜泽民，1911年1月27日出生在今河南省范县木靳庄一个雇农家庭里。家里租了地主七亩地，农闲时父亲走乡串户做小本买卖，挣钱买些油盐柴米，勉强维持全家人的吃饭穿衣。

　　于子元的父亲为人正直，性情刚强。他吃尽了做生意不识字的苦头，克服经济困难供儿子读书。在于子元10岁那年，伯祖母听说孙子要去上学，高兴得连夜缝了一个书包，亲自把他送到邻村私塾学校。他没有辜负老人的期望，每天早起读书写字，晚上睡在被窝里背书，所以他的成绩在班内名列前茅。

　　因家庭贫寒，他们家常常遭受地主的欺负。在学校，他因为穿戴寒酸破烂，常常成为富家子弟取笑的话柄，但他化讥笑为学习的动力。1931年10月，于子元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范县师范学校。

　　在学校里，他开始接触到革命的理论和新思想。其中，高他一级的学兄管守律正是地下共产党员。两人关系日渐亲密，管守律学问渊博，经常给他讲国家大事和革命真理，两人无话不谈。

　　渐渐地，于子元有了加入共产党的要求，为了考验他，管守律便布置给他一项任务：叫他寒假里在本村办农民夜校，通过组织贫苦农民学文化，进行革命宣传。

　　寒假到了，于子元回到家乡办贫农夜校。没有房子，他自己动手挖地窖；没有桌子，他搬来门板当课桌；没有课本，他自己掏钱买笔墨纸张，编写课本。夜校很快办起来了，全村30多个青年农民参加了夜校学习。于子元一面教农民识字，一面讲地主怎样剥削穷人，穷人为什么受穷等道理，揭露了社会的黑暗。通过短短20多天的夜校，农民增长了不少革命知识。

　　1932年3月14日晚上，管守律悄悄把于子元叫到学校的操场上，郑重地说：经过考验，我愿介绍你加入中国共产党，现组织上批准了你的申请。从今天起你就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了。今后你要严守党的机密，积极为党工作。于子元的心激动得快要跳出来，他郑重地宣誓：坚决跟党走，严守党的机密，服从纪律，牺牲个人，革命到底，永不叛党！

　　于子元入党不久，中共范县师范党支部正式成立。管守律为支部书记，毛延武为宣传委员，刘培岑为组织委员，于子元为二级班的党小组长。

　　在中共范县师范支部的领导下，学校内的革命活动迅速开展起来。为了扩大与广大青年的联系，党支部决定成立公开的群众组织——读书会，团结了很多进步青年，甚至成功感化了曾是国民党员的贫苦青年丁连政，使其退出国民党，回来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党员。

　　能力出众 百折不挠

　　1934年10月初的一天早晨，于子元洗刷完毕，准备到学校餐厅吃早饭，刚走到半路，共产党员王继魁低沉而急促地告诉他：昨晚范县机关党员遭到大逮捕。刚才县长带着护兵来学校找校长，怎么办？于子元机警地看了看校长室，校长牛涧亭皱着眉头正从窗口探望。于子元看校长的脸色不好，说：快，从后门走！他和王继魁一块机智地逃离了学校。从此于子元隐蔽在亲戚家，做小买卖糊口。

　　1934年底，为寻找组织，于子元回到家乡，通过本村共产党员女教师靳永先（刘晏春的爱人）接上组织关系。在接头地点彭楼集染房，共产党员刘晏春给他布置了以后的主要任务：继续领导濮县农村支部的工作。

　　1935年秋，于子元调任中共范县县委书记。为了便于开展党的工作，他到范县五区大诸潭当小学教师，发展了汤景秀、汤继文、汤继潭等入党。

　　1935年12月，刘晏春在濮县召开濮县、范县两县党的负责人会议，布置筹建游击队。同时准备利用今冬明春贫苦农民生活困难时期，开展分粮吃大户的斗争。对此与会同志开展了热烈讨论。

　　于子元建议说，他村有一叫赵振刚的大地主，为富不仁，欺压良善，家有500多亩地，其儿子是国民党二区区长，内兄是个大土匪。他家有钱有枪有粮，民愤很大。大家一致同意于子元的意见，准备首先拿此恶霸地主开刀。

　　于子元回到家，调查了解地主赵振刚家的详情。赵家高墙深院，前后两进院，并有坚固的新楼，赵何地睡觉，其子何时归家，随从人手枪支弹药及安置等等，他摸得一清二楚，绘制成图后汇报给了领导。

　　1936年正月的一个晚上，濮县游击队300余人进至木靳庄。因是初建，游击队人多枪少，便将地主大院包围。二区队留在院外把守，三区队和四区队冲进院内，抓住赵振刚，搜出楼门上的钥匙，打开楼门，缴获了2支步枪，1支匣枪，手榴弹，还有现大洋、布匹、粮食等，游击队出师大捷。

　　隐身敌营 发展队伍

　　事隔不久，国民党山东省主席韩复榘派重兵对濮、范两县进行清剿，赵振刚伺机报复。其子反动气焰更加嚣张，到处逮捕共产党人。刘培岑、毛延武等共产党员先后被捕入狱。看到刚刚建立的游击队被敌人压垮，一些共产党员被通缉，于子元难过万分。

　　为隐蔽他化名姜振声，经天津、北平到张家口，凭表兄介绍信，到宣化兵团当了二等兵。

　　于子元到了部队，看到战士手中的钢枪，有了从中拉出一支队伍的想法。他所处的是冯玉祥部下吕秀文的私人势力，里面不少其亲信子侄等，难以下手。经好友介绍，他认识了一名外号“四瘸子”的副官。

　　“四瘸子”叫王喜太（又名王道平），住在张家口市内。此人头脑灵光且心有大志，尤其具备进步爱国的思想。两人见面后相见恨晚，

　　王喜太干脆将他挽留在张家口。后来，两人无话不谈，受于子元的影响，王喜太等人还加入了共产党。为了拥有共产党自己的革命武装，王喜太提出回到曹县老家。因为家中埋着枪支弹药哩！

　　开辟鲁西南 建立党组织

　　1936年9月，于子元从张家口返回濮县，找到了中共直南特委党组织负责人刘晏春，详细汇报了自己在外地工作的情况和今后打算。刘晏春同意派他到鲁西南开辟新的工作。

　　鲁西南地区比较偏僻，交通不便、消息闭塞。人称此处“鸡叫听三省（即河南、河北、山东），狗咬惊五县（即菏泽、曹县、东明、考城、长垣）”，又称“飞地”（系指本省本县境内有外省外县的土地及村庄）较多，过去有人在菏泽犯罪，躲到东明“飞地”去，往往使官府差役无可奈何。这一带的群众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对政治很少过问。国民党对该地区农村的控制也比较薄弱，这对于共产党开展活动非常有利。

　　1936年10月，于子元受中共直南特委的派遣，头戴礼帽，身穿长衫，骑着自行车，风尘仆仆到鲁西南，住在谢庄他父亲的朋友家里。他首先与大傅庄的傅秀元取得联系，一方面筹划拉武装，一方面在大傅庄发展傅秀峰和傅金灿入党。于子元要求党员组织贫民互助会，团结贫佃农，互帮互助，提高贫苦农民的阶级觉悟，继续发展党的组织。

　　于子元以卖烟卷为掩护，走街串巷，在进步知识分子中物色发展对象。他了解到在韩集教书的程力夫思想进步，便主动接近他。在于子元的教育和培养下，程力夫于1936年12月加入了共产党。从此，于子元有了得力的助手。同时，于子元还在安陵集设立了地下联络站。

　　为了广泛与知识青年接触，于子元拿出写鸟字的独特艺术。他先给韩集小学的学生写字。他的字一笔一画都是鸟，龙飞凤舞，远看是字，近看是各色各样的鸟。这一下惊动了四面八方的群众，一些知识青年纷纷向于子元求字，于子元利用和他们谈话的机会，进行革命宣传。

　　于子元和程力夫的革命活动，引起了国民党韩集区党部的注意，派李乃元（国民党员）到学校任课，秘密监视他们。为摆脱国民党监视，程力夫花二十块大洋买来一窝蜜蜂。于子元以教程力夫养蜂为名，来学校研究工作。后来国民党的监视愈来愈严重，为更好地开展工作，程力夫推荐于子元到曹县四区古营集担任小学教师，后来程力夫也调到胡集小学。两人利用星期六见面，交流工作进展情况，制订工作计划。

　　“七七”事变后，国内形势发生巨大变化。鲁西南一带在外地师生纷纷返回故乡。于子元和程力夫都及时与他们取得联系。他们在贫民互助会的基础上，建立了抗日救国互助会和村抗日自卫队。但是孤立分散的群众组织形不成拳头，难以对付日军的侵袭，必须联合起来。1938年初，于子元、程力夫、刘齐滨等分头到各村做思想工作。于子元派张耀汉专门做杨履谦领导的“联庄会”工作。“联庄会”主要活动在许寺和王浩屯一带，有枪80余支。经过一段艰苦细致的说服教育工作，团结争取了大多数会员。杨履谦愿意跟共产党团结抗日，其他各村的村自卫队也纷纷表示愿意建立统一的抗日组织。众向所归——鲁西南抗日救国总会成立了，总部设在安陵集寇孟笔家中。总会下设中心村抗日救国会、村抗日救国会。大部分村救国会会长是由共产党员和抗日积极分子担任的。同时，各村儿童团、妇女救国会、青年救国会纷纷建立起来，鲁西南的抗日救国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党的组织也有了迅速扩大，为抗日根据地的开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改造绿林武装 整编王喜太部

　　1936年底，于子元、傅秀元同王喜太按照在张家口的研究方案，在曹县一带拉起了武装。到1938年初，已发展成为一支有七八百人、数百支枪的队伍。但缺乏政治领导力量，思想工作薄弱，仍沿用绿林武装的方法，称兄道弟，江湖义气很浓。中共上级党组织为了改造这支队伍，决定派于子元去王部，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把这支武装引导到革命道路上来。同时要做好曹县另一支武装——魏公奇部的统战工作。于子元利用王喜太与魏公奇的关系，又经王喜太推荐，当了魏部的参谋长。为了协助于子元搞好统战工作，党组织又增派20余位党员到各部做中下层官兵的工作。至10月间，王喜太部已发展为一支千余人的队伍，有枪千余支，小炮2门，机枪数挺。

　　于子元和王喜太研究，由于子元去黄河北找八路军一一五师联系，决定带领这支队伍编入八路军。于子元到黄河北内黄县，找到一一五师六八八团政委何柱成，向他详细汇报了王喜太部的情况，要求能迅速改编这支队伍。何政委听了汇报，非常高兴，当即派了一名宣传干事，随于子元回王喜太部驻地。经王喜太同意将部队带到濮阳县桑村待命。王喜太到六八八团团部向何柱成政委汇报情况，确定王喜太暂留六八八团，由营长鲍启祥和宣传科长赴王部做官兵的说服动员工作。这时，国民党专员丁树本又极力散布流言蜚语，造谣中伤，加之王喜太没能马上回部队，引起了下层官兵的怀疑，误以为王喜太被共产党扣押，八路军要收缴他们的枪支，一夜之间，部队哗变，仅剩下30多名骨干力量，其余全部逃跑。

　　王喜太听到消息后，难过万分，长叹一声说：几年的心血付之东流了！何柱成政委安慰他说：不要紧，有些人听信谣言，不明真相，跑了还是可以回来的，有这些骨干分子，相信你会很快把队伍发展壮大起来。王喜太到桑村把留下的骨干带到内黄县六八八团部，换上了崭新的军装，王喜太改名王道平。何柱成政委代表部队颁发了委任状，委任王道平为“陇海支队司令”，仍回原地区继续活动。后在于子元积极协助下，陇海支队很快发展壮大起来。

　　扎根群众中 战胜土伪顽

　　1938年10月，于子元被任命为考城县县长。他到任不久，中共中央根据统战工作的需要，电令撤销考城县政府，把考城县武装编入冀鲁豫支队第四大队，于子元任该大队队长。1939年7月，于子元任鲁西南地委民运部长兼菏泽县动委会主任。

　　于子元在担任菏泽县动委会主任期间，亲自组建了一支地方武装。这支武装一部是菏泽县城南一带村庄地方自卫队，还有一部分是争取过来的一个国民党副营长带的溃退散兵。在此基础上进行整顿和扩大，建立了菏泽县动委会基干大队。又从八路军三四四旅政治部调来李苏波，任该大队教导员，这支武装力量很快发展到400多人，编为三个连，成为菏泽县城南一带开展游击战争的骨干力量。

　　菏泽县动委会于同年9月，重点协助李鸣亭建立了四区联防办事处，下设四个区（离明、青邱、长明、灵圣）。办事处成立后，首先举办了两期训练班，招收大批知识青年，约二三百人，培训结束时，大多数学员发展为中共党员，成为区、村的骨干力量。

　　为了巩固这块根据地，打击日、伪、顽、匪的骚乱，各区成立了自卫队、常备队。四区联防办事处成立了联防大队，从每区各抽调20多支枪，加上冀鲁豫支队给的部分枪支，共300多人，枪250余支，有力地打击了日寇，保卫了根据地建设。

　　驳斥安天国 打击会道门

　　1939年，湾杨村的杨嗣孝、杨敬言等人组织了“忠义社”。他们从考城县二区小宋庄请来了卖油的会道门头子安天国，建立了反动会道门组织“红枪会”。安天国自称“活神仙”，上知天文，下晓地理，中知人事。他表面高唱“与共产党合作抗日”，暗中却强迫群众加入由其操纵的红枪会，谁不愿加入，就组织道徒到谁家吃干拿净，迫使加入。在安的欺骗威迫下，红枪会组织逐渐蔓延到附近几个村庄，他们公开到各村设坛符场，大肆活动。

　　为争取他们抗日，于子元几次到湾杨村给安天国谈话，安天国阳奉阴违。至1939年秋，安自认为羽毛丰满，暗中投靠了日军，并与汉奸顽杂相勾结，公开与抗日组织对抗。

　　10月一天，安天国通知道徒全部武装到安陵集戏台前秘密集合。于子元闻讯后，立即赶到地委所在地郭庙，向地委书记戴晓东汇报。地委分析认为：安天国最近一段态度强横，根本不提抗日救国的口号，而高喊什么“谁侵犯了群众利益，我们就给谁干”，实际上是与“有人出人，有钱出钱，共同抗日”的口号针锋相对的，他秘密召开会议，是与我为敌的信号，我们决不能退让，要争取时间，晓以大义，力争受蒙蔽的群众转变。于子元主动要求去做工作。为安全起见，决定派两名警卫员一同前往。

　　于子元带着两名警卫员，火速赶到安陵集戏楼。安天国站在戏楼上正洋洋得意地讲话，下面道徒们光着脊梁，穿着兜肚，有的身背明晃晃的大刀，有的拿着步枪或长矛，于子元把一名警卫员留在门外，带着一名警卫员上楼。

　　安天国、杨嗣孝等人看到这个不速之客，一下惊呆了。安天国皮笑肉不笑地说：嘿嘿，你咋来了。于子元镇静自若地答道：听说你们开会，我来参加，准备借机会说几句话。安天国借口阻挠说：我们红枪会开会，你就不要讲了吧！于子元单刀直入地问道：你们不是说共同抗日吗？我讲咱们如何团结起来，共同抗日的事。安天国蛮横地说：我们开会，你不能讲！

　　于子元理直气壮地反问：难道你不主张共同抗日？安天国气急败坏地答道：凡是违犯群众利益的我都反对，我三条路都不走！于子元反问：哪三条路？安天国声嘶力竭地吼道：我一不跟共产党，二不跟国民党，三不跟日本！于子元一一驳斥道：三条路都不走是假。走是真的，但不知你要走哪条路？

　　争论中，安天国被于子元说得无言以对。参加会议的红枪会员，特别是被他欺骗威逼参加的人，不由得伸出大拇指暗暗称赞。最后，于子元终于讲了话。

　　于子元慷慨陈词，讲解了共产党的抗日主张，阐述了只有共产党的领导，才能赶走日本侵略者，才能真正保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不久，安天国原形毕露。他发动湾杨叛乱，捕革命干部，杀共产党员。人民子弟兵三打安天国，平息了叛乱。

　　英雄本色 中流砥柱

　　1940年秋后，鲁西南根据地进入最危急时期。主力部队撤回黄河以北休整，周围的土顽杂军如考城的马逢乐、民权的张盛太、曹县的王子奎、定陶的王子杰、菏泽的张志刚等，见革命武装势力单薄，便开始蚕食根据地，一直将地、县委机关压缩到刘岗、曹楼、伊庄等几个自然村内。

　　当时，于子元一面带短枪队坚守最东面的村子——曹路口，一面组织力量，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他们展开了一场攻心战。于子元和张盛太会谈，张耀汉同马逢乐会谈，牛言明与菏泽、定陶顽军谈判，阐明共同团结起来，一致抗日的道理。经过于子元的争取，各路顽军的对立情绪缓和下来，多数转变为“中立”，对保卫根据地的斗争，发挥了重大作用。

　　正如地委给于子元的鉴定中所说：于子元同志善于团结各界人士，共同抗战，使革命转危为安，敢挑重担，砥柱中流……！

　　1942年冬，根据地党政机关实行精兵简政，领导机构的人员下放，充实基层。地委认为于子元有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并对考城一带的情况较熟悉，确定派他再去考城县开辟根据地，任命其为考城县县长兼县大队长。

　　考城县一带陇海铁路沿线为敌占区。在敌占区内，有日军据点，有地主、土顽的武装，在东北部还有大股土匪。考城县虽小，但敌人的武装力量相当强大，要想在此站住脚，打开南北交通要塞，必须从北向南推进。

　　为了打开工作局面，他首先建立了县大队武装。开始时仅有几十支枪，经过几次战斗，缴获了敌人一部分枪支弹药，县大队的武装力量得到了一些充实和加强。接着地委又增派了几个有实践经验、有工作能力的干部，在于子元的领导下开展了分化瓦解敌伪军工作。他们很快与兰封县的伪军头目张效雨和一些伪据点建立了关系，创造了孤立日军、分化土顽、打击顽固派的有利条件。

　　考城县的日军与西端的土顽最为疯狂，经常出来抢粮抓人，打击破路屯粮的革命群众。10天破路，3次打仗，有时竟一天打几次仗。于子元根据此情况，加强政治攻势，制造矛盾，利用矛盾分化敌人。不久，又与东端的土顽建立了统战关系。日军和汉奸每次大扫荡，他们都能及时提供情报，使该县机关和县大队多次避免损失。当我们的干部和部队穿过敌占区时，这些人也起了一定的掩护作用。

　　1943年是个灾荒年，为了减轻群众负担，改善机关干部的生活，于子元带领全体干部沿堤开荒，种棉花和蓖麻，好一点的土地种粮食作物及蔬菜，并教育干部战士艰苦朴素，自力更生，密切了党群关系，渡过了难关。

　　于子元在考城工作期间，虽一度得了黑热病，高烧严重，但他抱病坚持工作。当时生活异常艰苦，身边的同志省吃俭用，每天为他买几个白馍。他看到同志们这样关心自己，心里非常感动，更加激发了他发奋工作的热情。

　　统战分化瓦解 打击顽固势力

　　1944年11月，冀鲁豫军区成立第三办事处，于子元调任办事处主任。该办事处成立时仅有三四个干部，其主要任务是在不同性质的地方武装中进行统战工作。

　　在鲁西南地区，国民党定陶县县长王子杰，号称有“几千支枪”，是一个不可低估的武装力量。为了分化、打击敌人，军区决定做王子杰的争取工作。为此于子元利用各种关系，对王子杰部施加影响，不久，与王子杰部建立了人员往来关系。对他方来员，有专人负责，予以热情接待，走时赠送些礼物，借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无论官兵均表示欢迎。从此王部人员往来频繁，一次比一次职务高，来时热情欢迎，走时派骑兵护送。后来，王子杰提出要谈判解决边界问题，订立互不侵犯的有关协议，按照王子杰指定的时间和地点，于子元率20余名骑兵与王通过谈判，划出了边界，制订了协议。与此同时，大造各种声势，故意宣传：王子杰大请客了，划分边界了……边沿村庄都写满了欢迎王子杰的大幅标语。临走时还送给王子杰一些猪肉、粉条、蔬菜等，敲锣打鼓放鞭炮。这样大肆张扬，让日军与汉奸都知道，王子杰部已与八路军建立了友好关系，对敌伪军起到了分化、打击作用，对根据地的安定起到了一定作用。

　　1945年12月，军区第三办事处与鲁西南办事处合并，仍沿用鲁西南办事处的名义，仍由于子元任主任。办事处合并后，增派了一批得力干部，加强了敌工工作。主要任务是在开封一带开展党的地下工作和国民党军队中从事军运工作。当时有个主要争取对象是兰封的张效雨，于子元有时派人去，有时亲自去，直接与张效雨谈话，进行宣传教育，后来建立了统战关系。张效雨给南北过往的党政干部、部队以方便，并给及时提供军事情报。这样使考城马逢乐的活动受到限制，为消灭马部提供了有利条件。

　　中共开封地下党组织关系比较多。三、四、五分区分别在开封建立了地下党组织。1948年4月，上级决定派于子元去开封，对其进行整顿，使其统一在中共开封工委领导下进行工作。开封是国民党的河南省府驻地，城内军警林立，戒备森严。特别是鲁西南被打垮的土顽头子，大部分都躲到城内，建起了“安乐窝”。于子元做了多年的敌军工作，大部分人都直接与他打过交道，到开封城是非常危险的。但他为了革命利益，不顾个人安危，愉快地接受了任务。

　　到开封后，他找到了东源酒店经理、工委副书记李冠卿，并以表兄弟身份，住在李家。他通过李冠卿在几天之内与其他地下党组织接上了关系，及时传达了上级党委关于统一整顿中共开封地下党组织的安排意见，逐步理清了上下纵横关系，统一在工委领导之下，形成了一股劲，提高了战斗力，为开封地下党组织的建设做出了贡献。

　　1948年1月，于子元调离了鲁西南，参加了中共河北整党工作，后赴华北局学习深造。1949年7月调到华北革命大学任教导处组织科、干部科科长。1950年调任中央党校任办公室主任等职。1969年调到山东行政干校任副校长。1972年因病逝世。（材料支持：中共菏泽市委党史研究院）

　　（稿件原载于2021年3月23日《菏泽日报》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