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鹏翥

上海大学西摩路校舍

　　思想进步 投身革命

　　1927年秋，正是坐落在菏泽城龙厅东的省立六中开学之际，一位气宇轩昂的年轻人来到学校。他不是前来求学的学生，而是已经从这里毕业五年的学长。那么时隔数年，这位年轻人来此做什么呢？

　　他叫徐鹏翥（后改名徐志辉，字云轩），此时返回母校肩负着一个特殊的使命，那就是在此秘密发展中共党员，成立了菏泽大地上我党的第一个党支部——中共曹州支部。

　　1902年7月l5日，徐鹏翥出生在成武县城关镇东门里一户经营“鼎昌泰”酱菜店的家庭。在其兄弟五人中，他排行为四。因其父徐星灿念过私塾，很是注重其兄弟的教育。徐鹏翥自幼聪明好学，8岁开始读私塾，1915年入城关完小读书，l7岁考入山东省立六中（今菏泽一中）。

　　成武县自古有经营酱菜的传统，尤其是“鼎昌泰”酱菜在全县的知名度首屈一指，故而生意兴隆，徐家的生活尚显优渥。但毕竟人丁众多，其父母很是注重对孩子们优秀品质和吃苦耐劳精神的培养。徐鹏翥自小懂事而能吃苦，小学期间他就常常帮助照应店里生意。不幸的是，在其到菏泽求学期间，父母相继去世，酱菜店难以支撑而破产。自此，他在校的生活更加俭朴和艰难。

　　1922年夏，徐鹏翥考入济南省农林专科学校。当时，济南的广大知识青年受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思想进步。一次，徐鹏翥看到了《新青年》杂志，被共产主义的新思想深深吸引。从此对此刊爱不释手，每期必读。后来，他又接触到《山东劳动周刊》（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山东支部的机关刊物），从中受到很大教育，世界观发生了深刻变化，他感觉到在一个身处大革命的时代，自己对农林学已经失去了兴趣。次年秋，他毅然放弃了专业，转而奔赴上海，考入了上海大学社会系。而在上海，他的命运也就此彻底改变。

　　上海大学教务长邓中夏，其隐蔽身份是共产党“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主任；社会系主任瞿秋白，其隐蔽身份是党的“三大”候补中央执行委员。社会系可以说是我党早期开展工作的一个重要据点：蔡和森、恽代英、肖楚女、李汉俊、施存统、张太雷等都曾在该系任教，就连党的重要创始人李大钊也常来该系授课。

　　在校期间，徐鹏翥勤奋学习，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主义，阅读了大量进步书籍。1924年2月，经共青团上海市委书记施存统和同学薛卓汉的介绍，他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后改为共青团）。

　　在1925年风靡全国的“五卅”运动中，徐鹏翥的表现极为突出。在上海党组织的领导下，徐鹏翥和同学们走出校园，向过往群众发放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罪行的传单。他还带头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南京路，徐鹏翥勇敢地向群众作演说，他的演说慷慨激昂，振奋人心，无情地揭露和抨击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

　　游行队伍中，他与同学们手挽手，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头。英国巡捕用高压水龙头向游行队伍扫射，他们毫不畏惧，奋起反击，赤手空拳冲向荷枪实弹挥舞警棍的巡捕，表现了中国青年的大无畏的革命斗志。

　　“五卅”运动后，上海大学遭到强行关闭。随后，党组织将徐鹏翥派往济南。

　　1925年秋，中共山东省委派徐鹏翥返回菏泽，与他同去的还有正在济南矿专求学的共青团员刘继忠（字正甫，成武人，徐鹏翥原六中同学），他们的使命是到鲁西南开展“青运工作”。

　　他们住在母校——省立六中。通过同学同乡等关系，他们很快把在六中学习的田位东、许保琦、孔庆嘉等一批进步学生团结在周围。他们一面积极宣传在共产党领导下，全国工人、农民、学生运动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一面从青年中发现有斗争觉悟的先进分子，秘密地吸收他们入团。1925年秋到1926年冬的一年多时间里，他先后发展了菏泽的田位东，定陶的李宪肃、许保琦，曹县的孔庆嘉，成武的张志铭、徐长庆等30多名青年加入共青团。从而，为菏泽地区的革命斗争播下了火种，为该区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钟楼和礼堂为菏泽一中旧址中标志性建筑。每年都会有一届毕业生在此留影纪念。

　　革命中洗礼 母校建支部

　　1926年l1月，徐鹏翥接到山东省委指令去济南，省委负责人丁君羊和吴芳在齐鲁大学接见了他，通知让他去武汉投考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习革命理论，接受大革命的考验和洗礼。

　　吴芳送来介绍信，告诉他找陈潭秋、许白吴、刘少奇交组织关系。到达汉口后，他见到了刘少奇，时任全国总工会负责人的刘少奇安排他住在武昌大学。期间，徐鹏翥一边准备考试，一边帮助抄写文件。次年春，他顺利考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3月中旬，由该校总政治教官恽代英主持，他转为中共正式党员。

　　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后，反革命武装围攻武汉时，军政学校进步学生编成中央独立师，他们作战机智勇敢，连战连捷——5月打垮了夏斗寅师，6月击退了川军杨森部。战斗中，徐鹏翥得到了革命战火的洗礼，变得更加沉着机智和勇敢无畏。

　　7月13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了对时局的宣言，谴责武汉国民政府的反动罪行，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8月，徐鹏翥等转移到武昌斗级营旅社。在此期间，他聆听了周恩来在汉口总商会召集军政学校学生时的讲话。

　　此时，中共山东省委在武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负责人邓恩铭向党中央提出：带鲁籍党团员回山东开展工作，贯彻4月27日我党在武汉召开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精神。恽代英向徐鹏翥、刘仰月等鲁籍同志交代：要其返鲁西发展地下党组织。丁君羊、赵鲁玉（邓恩铭的爱人）在山东省委驻武汉办事处接见了徐鹏翥等人，向他们讲了当前的形势和党的“五大”会议精神，布置了返回山东的任务，并给每人发了路费。

　　接受任务后，这些鲁籍同学在武汉齐鲁公所集结，他们是：日照的安哲、德州的李益棠、聊城的张乾民、东昌的王寅生以及巨野的刘仰月、曹县的丁培之和郑尔拙等同学，他们和徐鹏翥一起组成农运工作组，分水旱两路赴山东各地。

　　徐鹏翥带领刘仰月、李益棠、丁培之等离开武汉，途经开封时开了会，会上决定：各自先回家，了解一下当地的情况，而后到曹州省立六中集合。

　　同年秋，徐鹏翥、刘仰月等6人从各县汇集曹州，与在曹州坚持工作的共青团员田位东接上关系。在菏泽，有几处他们经常聚会活动的据点——奎星楼街路西的刘仰月住处、城南李庄田位东住处，以及宋隅首街路南宋宝贞住处。他们常在这些地方召开秘密会议，研究工作。不久，经徐鹏翥、刘仰月介绍，郑尔拙、丁培之、李道一先后转为中共党员。10月初，他们在刘仰月住处召开会议，正式建立了中共曹州支部——徐鹏翥任支部书记，刘仰月、郑尔拙为支部委员，党员10余名。曹州支部诞生后，接着开了第一次支部会议，商定了活动计划。党支部决定，为了方便工作，党员各自回本县发展组织。徐鹏翥回成武后发展了刘继忠、徐长庆入党。

　　1927年10月中旬，党支部在田位东家里召开党团员会议，听取各自在本县活动的情况汇报。徐鹏翥向大家介绍：他准备在沙土集一带建立农民协会，并准备改造一部绿林武装实施暴动。他分析说，今年曹州一带是个荒年，加之张（宗昌）冯（玉祥）战争的破坏，群众生活很苦。要求党团员抓住时机深入农村，宣传党的主张，唤醒民众，引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他建议农会先不要打出共产党的旗号，而是以“饥民团”的名义进行工作。他的提议得到与会同志的高度赞赏。不久，中共山东省委委员王寅生受省委派遣来曹州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徐鹏翥向他汇报了工作，王寅生对曹州支部的活动表示满意。

　　1928年1月中旬和2月，中共曹州支部为了与山东省委取得联系，曾先后两次派田位东去济南。田位东虽四处奔波，但由于济南形势紧张，一直没能找到组织。

　　张冯战争结束后，一批国民党反动分子，在曹州、曹县等地建立了国民党的党部，国民党中央华北特派员王乐平，从开封派特务李澄芝到曹州，大肆逮捕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青年，中共曹州支部遭到破坏。3月初，曹县的共产党员郑尔拙被捕。农历正月二十六日夜，国民党成武县党部的特务闯进徐鹏翥家，逮捕了其大哥徐鹏举。因徐鹏翥早有防备，躲于邻居邵文信家而幸免于难。

　　隐身敌营 为党工作

　　形势急剧恶化，刘仰月、丁培之和徐鹏翥先后赶赴西北，他们利用军校同学关系，隐藏于孙连仲部。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真诚。徐鹏翥的革命意志并没有衰退，他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不断积极寻找党组织，决心继续为革命事业奋斗。

　　1929年冬，孙连仲率部出甘肃开赴河南，徐鹏翥留兰州在国民军雷中田部任上尉参谋。刘仰月、丁培之中途留在西安。1930年杨虎城率部入陕，1931年春，徐鹏翥在该部三十八军补充第二旅任少校参谋，地下党员张鸿绪和王杰为上尉参谋。是年夏，部队开往平凉驻防。上级党派崔清如到该部领导地下党的工作。1932年春，又调换惠彦龙到平凉指导党的工作。于是，在三十八军补充二旅中有了中共地下党组织。经张鸿绪、王杰两人的证明，徐鹏翥的党组织关系予以恢复。

　　1933年春，国民党邓宝珊的特务营由陕返甘，平凉驻军中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奉陕西省委指示，拟在平凉西嵩店策动兵变，因计划不周未全实现，只截获手枪10余支、套筒枪21支、子弹4000多发。所获枪弹，徐鹏翥、张鸿绪和王杰三人利用“参谋”身份转送到邠州，徐鹏翥亲自交给了红二十六军刘志丹部，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但事后不久，徐鹏翥和王杰受嫌疑被平凉警备司令杨子衡下令逮捕，虽经敌人百般拷问，他始终忠于党，坚守党的机密。因敌人没抓到真凭实据，又经我地下党组织多方营救及张鸿绪监外打点周旋，两个多月后他们被释放。但依国民党军法判决，将他们撤职后驱离平凉。

　　二人被驱离平凉后，是年秋到了西安，分别住在刘仰月和丁培之家，并利用关系和找工作之名，设法与党组织取得联系。

　　1934年春，徐鹏翥利用军校学生名义，由刘仰月和朋友许清歧介绍入国民党陕西省会公安局。局长魏炳文命他在五岳庙训练卫生警生，后派他当卫生警察队长。王杰因体弱多病回渭南老家，他把徐鹏翥的组织关系向陕西省委孙作宾作了报告，至38年，徐鹏翥与孙作宾一直保持单线联系。

　　1935年初，南京派马志超接替魏炳文的公安局局长职。徐鹏翥得知马志超要建立“复兴社”特务组织，便给孙作宾作了汇报，得到命他打进去的指示后，他通过黄埔一期学生傅秉三的介绍，加入了“复兴社”，常将获取的情报向孙作宾报告。有一次，他获悉杜洪范被列为共产党嫌疑分子即将遭逮捕，及时通知杜洪范离开了西安。事后他被侦知泄密而遭到监视，开会不再通知他参加，不久又撤掉了他的职务。

　　徐鹏翥在公安局任职期间，曾利用与国民党省党部委员王敬轩（成武同乡和曹州六中同学）的关系，经孙作宾同意，打入“C.C”（国民党特务组织）内部窃取情报。在此期间，中共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崔清如在他家隐蔽几个月，他利用与王敬轩的关系保证了崔清如的安全。

　　他被撤职后，联络被马志超排挤掉的黄埔军校的同学二、三十人，大闹了公安局，使马志超十分狼狈。最后闹到省府主席邵力子处才告平息。事后，马志超又获悉他被驱逐出平凉的旧案，即将对他下毒手，徐鹏翥在西安不易存身了，经请示地下党组织同意后，到济南堂兄徐图南处暂蔽，后又在爱人王玲秋教书处——邹平县王五庄小学住了三个多月。

　　他时刻怀念着西安的革命工作。l937年春，他偕同妻子王玲秋回到西安，住在东关中和巷邹家院内。在这里和孙作宾多次进行联系，坚持进行革命活动。

　　1937年，全国抗日战争开始，西安革命形势高涨，党内外的青年奔赴延安者众多。他决心到抗日前线去，于是通过军校老校友胥子均（曾随叶剑英参与广州暴动），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拜见了叶剑英，要求去延安。叶剑英指示说：“中央正派延安的同志到敌后打游击，你去延安还得派出来。你搞过敌军策反工作，应重返原岗位。只要坚决抗日，在哪里都一样工作。”叶剑英的恳切态度对他启发很大，他放弃去延安的打算，仍致力于军运和策反工作。

　　1938年4月，他由国民党38军参谋处长刘卓如（原补充二旅参谋长）介绍给l7师师长赵青山（解放后任青海省长）、副师长陈式玉（解放后任西安市市长），被任命为该师101团少校团副。这时孙作宾将他的组织关系转交给该师邵参谋蒙定均（解放后任甘肃省委统战部部长）。1939年夏，他的组织关系由101团转给陕西省委汪锋。同年冬，101团开赴中条山抗日前线，汪锋将他的组织关系转给省委联络员杨信（陕西省委和101团均住三元，101团内进步人士甚多。此时，中共地下党组织是半公开活动的）。

　　1942年，国民党38军在河南广武驻防时，全军官佐集体加入国民党，否则将有“异党”嫌疑。经地下党组织研究决定，中共在101团和97团的干部于西王村集体参加国民党。徐鹏翥本系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学生，对于此举，可谓又涂了一层保护的颜色而已。1943年春，他奉调至陕西凤（翔）邠（县）师管区任补充团二营营长，不久又调为副员。1944年夏，又被调任补充一团团副，驻在凤翔。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被遣散回到了西安，找到白云生（解放后任西安市卫生局局长），请白找汤信帮助去延安解放区。不久，杨信到徐鹏翥家说，组织上意见，你去延安不如回鲁西老家好工作。你的组织关系等你到了老家有了可靠的地点，来信给你转去，还谈了返乡的具体问题。

　　徐鹏翥想，在西安多年，身份早有暴露，并有旧案可追，只好听从杨信的安排，于1946年l1月携眷离开西安。行至开封时，敌人已将进入鲁西解放区的交通线封锁了。正当全家处于进退两难的困境时，偶遇国民党38军17师师长李维民，问明境况，随李同往，由李介绍他去连云港运输司令部当总务科长，从事遣送日俘日侨工作。1947年年底，他随运输司令部抵徐州，成了编余人员，由徐州回到山东成武老家。

　　到家后，县城尚处于敌我拉锯局面，他找到一区党的负责人张奉褆和区长牛荫朋，向他们二人说明了情况。张奉褆表示：你应从速与西安方面通信转关系。在未转关系前，一面与王玲秋筹办城关完小，一面帮着街长梁正修搞土改。1948年4月，土改完毕，徐鹏翥和王玲秋、徐鹏侠等人筹办的小学很快就开课了。在这段时间里，他多次给西安杨信等人写信，可能因当时交通梗阻，人事多变之故，总没回音。

　　1948年秋，有一天黄昏，敌七十军突袭占领成武县城，全城遭到了报复性的迫害，反攻倒算极其残酷。徐鹏翥在县城里的名声久为众知，处境险恶。另外，一起筹办小学的他堂妹徐鹏侠被国民党县府抓去，说她教学生唱八路歌，是共产党。徐鹏翥通过与国民党70军军长高吉仁（黄埔军校四期学生）的校友关系，和高吉仁妻与王玲秋西安老乡的关系，让高说情，很快就将徐鹏侠释放了。为此，国民党县府对徐鹏翥更加痛恨，不几天，幼年好友张鸿雁突然来信，听县里消息要抓徐鹏翥，于是他和王玲秋决定重返西安，第二天离成武抵归德火车站。

　　在归德，西线战火正浓，解放军已开始全面反攻，往郑州、洛阳方面的铁路中断，徐鹏翥一家四口流落异乡，生活无着，处境困难。在此情况下，就随国民党70军护送的眷属去江南当涂县暂住。这又是通过国民党70军高吉仁妻陕西老乡帮的忙。其时已到1948年年末了。淮海战役后，该军全被歼灭，大约于1949年3月，在当涂的国民党全部眷属转到苏州，不久又转抵赣州潭口镇，后到了衡山。

　　1949年6月衡山解放了，徐鹏翥去县人民政府领了返原籍证，全家从长沙经武汉、郑州、归德回到了成武。其时为1949年9月下旬。至此，他结束了20年的奔波生涯。

　　一心为党 无怨无悔

　　1949年冬，成武县划居民阶级成分，隐蔽身份的徐鹏翥和王玲秋均定为自由职业者。

　　1950年，他在本县李胡同小学任教导主任。他的办公桌上陈列着《共产党宣言》《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大众哲学》等书籍，经常阅读。他工作认真，给师生留下很深的印象。

　　在此期间，他不断给西安方面联系，寻找组织关系和工作。他从报纸上看到了他的入团介绍人施存统的名字，就将他的材料由组织转至北京。

　　1952年秋，他到了西安，很快找到了杨信、张鸿绪、丁培之、白云生等许多老同志。由汪锋介绍，他先被安排在西北局任民族事务委员会总务科长；后调任陕西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办公室代副主任、陕西省委统战部办公室主任，直至1966年离休。

　　他离休后的晚年，正值“文革”期间。他十分关心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时常思念家乡的革命和建设，希望在有生之年回成武、回菏泽看一看家乡的发展情况，看望一下相识的革命同志，但因身体多病和其他原因，一直未能如愿。

　　因长期的奔波，徐鹏翥终于积劳成疾，晚年多次住院治疗。1976年2月1日，徐鹏翥病逝于西安，终年75岁。1980年9月13日，经陕西省委批准召开了追悼会，省委派人主持追悼仪式。他的骨灰安放在西安市南郊革命公墓。

　　（稿件原载于2021年3月9日《菏泽日报》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