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默（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博士后）

　　接受有质量的托育服务对婴幼儿的认知、语言和交流能力的发展有促进作用，对此已有研究证实。不过当前，因托育市场集中在发达城市，服务的对象也主要是城市儿童，托育对于城市打工家庭和农村家庭来说多不可及。已有研究指出，0~3岁流动和留守儿童因缺乏高质量的陪伴和亲子教育，在认知、表达和社交能力方面已经远远落后于城市儿童。而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相关数据，中国0~3岁流动及留守儿童达2600多万人。

　　针对该群体的托育问题，有必要将城市流动儿童和农村留守儿童分开讨论和考虑。对于城市流动儿童来说，其父母因维持生计将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投放在工作上，无暇与孩子进行有质量的亲子互动，加之城市相对昂贵的托育服务使他们望而却步。因此，对于城市流动儿童的家庭来说，他们面临的难题，主要是托育服务可负担性的问题。

　　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多集中在中西部地区，该群体面临的最主要问题是隔代教养。2018年国家民政部的调查数据显示，96%农村留守儿童由祖父母或者外祖父母照顾，4%则由其他亲戚朋友监护。隔代教养对婴幼儿的发展非常不利，通常产生教养观念落后、教养行为不科学和轻非认知教育等问题。当前我国绝大部分农村地区尚未建立婴幼儿保育服务体系，对于农村留守儿童的家庭而言，他们首先面临的是托育服务的可获得性问题。另外，笔者在西部农村调研中还发现，即使孩子到了该上幼儿园的年龄，如果家里有老人看护，父母也不太舍得每月花费100元让孩子接受幼儿园教育。因此，农村家庭也同样面临托育服务可负担性的问题。

　　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要“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的基本原则。家庭固然要对婴幼儿照护要负主体责任，但流动和留守婴幼儿的照护主体大多为学历低、教养意识薄弱的群体，很难做到家庭为主的照护服务。因此，地方政府应“对确有照护困难的家庭或婴幼儿提供必要的服务”，保障不同群体的可担负性和可获得性。

　　从国际经验来看，政府应重点保障弱势家庭子女享受托育服务的权利。我国区域间和城乡间的经济实力依旧差距较大，发达地区拥有大量的流动儿童，欠发达地区面临庞大的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因此不宜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统一的免费托育服务制度设计，应当依据地方经济和教育投入水平建立分地区、分对象、不同免费性质的托育服务模式。

　　具体来说，在我国经济发达省份的发达和中等市县，可建立瞄准性的、有条件性的免费制度，依据市县的实力为低收入家庭提供1~3年不等、免费时长不一的保育服务。此举或将让更多在城市打工的家庭愿意将孩子带在身边，减少农村留守儿童的比例。在经济发达省份的落后市县，或可建立普及性的、有条件的免费制度，为某一特定年龄组的所有孩子提供免费服务。在经济欠发达省份的落后市县，尤其是农村地区，或可建立普及性的、无条件的免费制度，省级政府可法定提供0~3岁托育服务及其服务时长，市县政府依据实际情况制定可提供的免费时长。至于农村地区面临师资队伍的稳定和质量问题等挑战，则需要各地政府强有力的配套政策支撑。

　　《光明日报》（ 2021年06月07日 0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