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源自中国古典医籍的“三药三方”在疫病防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被多个国家借鉴和使用。“三药三方”的代表——清肺排毒汤，就是由东汉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中的经典方剂融合而来。5月12日，正在河南南阳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首先来到这里的医圣祠。让我们随着总书记的足迹，走近张仲景这位千秋医圣，探寻中医药学这个中华瑰宝。

　　张仲景，河南南阳人，自幼喜欢医学，年少时拜师学医，并立下“进则救世，退则救民，不能为良相，亦当为良医”的志向。

　　东汉末年，战乱频仍，瘟疫流行。大规模的伤寒病传染性强，死亡率高。张仲景的家人也深受其害，家族二百多人，不到十年时间，“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

　　亲身经历瘟疫带来的人间惨剧，张仲景决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研究治疗伤寒病的方法。他继承前人的医学理论，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不仅救治了大量病人，还创造性地总结出中医学的经典著作《伤寒杂病论》。书中提出了外感热病和内伤杂病的病因、病证、诊法等。《伤寒杂病论》被称为中医四大经典之一。张仲景也被后世尊称为“医圣”。

△医圣祠内的张仲景塑像（总台央广记者潘毅拍摄）

　　“医圣”二字，除了称颂他的高超医术和传世经典，更褒扬他的医者仁心。相传张仲景在任长沙太守期间，处理公务的闲暇之时，就在衙门大堂坐诊，为百姓看病，这也是人们称行医为“坐堂”的由来之一。

　　道经千载更光辉

　　1800多年前的古代药方，为何仍能在当代大疫中守护我们的健康？在西医成为主流医学的形势下，中医药能否发挥独特优势？这些问题可以从《伤寒杂病论》一书中寻找答案。

　　《伤寒杂病论》被赞誉为“方书之祖”。张仲景广泛收集医方，精选了三百多方记入书中。其中，麻黄汤、桂枝汤、柴胡汤、麻杏石甘汤等著名方剂，疗效可靠而且显著，至今仍被广泛运用。据了解，这次“三药三方”中的清肺排毒汤、连花清瘟胶囊，都是以《伤寒杂病论》中的古代名方为基础研制而成的。

　　《伤寒杂病论》之所以被称为中医经典，还在于它确立了“辨证论治”的理论和方法体系。“辨证”，就是通过望闻问切等手段，分析判断病人的证候。“论治”，就是根据“辨证”的结果，确定相应的治疗方法。中医诊疗看重整体、着眼于“病的人”，而不是看重局部、只关注“人的病”，从而形成了鲜明的特点。

△陈列在医圣祠内的宋版《伤寒杂病论》（总台央广记者潘毅拍摄）

　　从《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到《本草纲目》《温热论》，中医药学成为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中华民族屡经天灾、战乱和瘟疫，却能一次次转危为安，中医药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中医药再立新功。数据显示，在中国，中医药参与救治确诊病例的占比达到92%，湖北省确诊病例中医药使用率和总有效率超过90%。这是中医药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的生动实践。

　　“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

　　习近平总书记曾深情地说：“中医药学凝聚着深邃的哲学智慧和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践经验，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这一场百年来影响范围最广的全球性大流行病，中国政府积极推动中医药抗疫国际合作，中医药战疫经验带着深深的文化自信走出国门，为世界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一株小草改变世界，一枚银针联通中西，一缕药香穿越古今······古老的中医学以其独特价值越来越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和认可。2010年，中医针灸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2015年，屠呦呦成为中国首位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她从中医典籍中受到启发，用现代科技手段提取出青蒿素，转化成一种强有力的抗疟药物，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

△医圣祠（总台央广记者潘毅拍摄）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深入发掘中医药宝库中的精华，充分发挥中医药的独特优势，推进中医药现代化，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只有切实把中医药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才能让古老的中医药学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让“中国处方”为人类健康作出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