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记者 胡博峰 林日 蒋丰 青木 汪嘉波 陈欣 郝爽言】中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5月11日公布，不仅引发国内全民热议，国外媒体也进行铺天盖地的报道——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口第一大国，中国人口走势也将对世界格局产生重要影响。巧合的是，2020年至2022年是世界主要大国扎堆进行人口普查的时期：美国和日本已在去年开展人口普查；受疫情影响，俄罗斯人口普查主要工作时间从去年推迟至今年，德国则是从今年推迟至明年。国情与发展阶段不同，每个国家重点关注的人口问题也不同，当发达国家正为出生率低、老龄化加剧而焦虑时，印度则在期待“人口红利”带来“赶超中国”的机会。

　　从联邦政府到州政府，美国对人口普查非常重视。去年，政府通过网络、电视、媒体、户外宣传栏等各种渠道，以多语种形式铺天盖地地宣传人口普查的重要性，呼吁公众积极参与，以便为接下来的政府预算、商业开发布局、学校与医院等建设规划提供准确指南。人口普查还涉及美国众议院席位的重新分配，因此它对两党而言也是高度敏感的话题。城乡人口、沿海与内陆人口、白人与有色人种人口、本土居民与新移民人口比例的任何微小变化，都会影响政治博弈版图。

　　美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截至2020年4月1日，美国人口为3.315亿，比2010年增长了7.4%。这是自美国1790年开始人口普查以来历史第二低的增长率，仅高于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的7.3%。2020年，美国新生儿为360万，是1979年以来数量最少的一年。美国目前的生育率为1.73。

　　《日本经济新闻》评论说，支撑美国竞争优势的“人口增长”基础出现动摇迹象。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称，人口增长陷入前所未有的停滞，估算显示，从2019年7月1日到2020年7月1日，美国人口仅增长0.35％，这是自1900年以来最低的年增长率。

　　分析人口增速放缓原因时，美媒首先提到的是移民减少。《纽约时报》引述皮尤研究中心人口统计学家杰弗里·帕塞的话说，疫情、经济状况恶化以及美墨边境执法更严格导致移民数量下降，墨西哥的经济进步和较低出生率也是影响因素。另一个美国舆论议论较多的是白人人口规模缩水的趋势，尽管有关种族的数据要到今年晚些时候公布。美国《华盛顿邮报》说，白人人口在27个州都出现了下降。据《芝加哥记者报》报道，白人人口比例从1950年略低于90%降至2018年的60%。再过25年，这一比例很可能会降至50%以下。

　　“人口统计将决定命运。”英国广播公司评论说，现实情况是，美国未来可能会有大批年长白人要靠更多元的年轻一代养活，美国各级政府领导人将不得不考虑，需要给年轻的少数族裔进行什么样的“投资”才能帮助国家繁荣。

　　“美国可能正进入人口增速大幅下降的时代。这将使美国与欧洲以及东亚国家一样，面对人口迅速老龄化带来的长期挑战。”《纽约时报》评论说。彭博社称，作为一个富裕国家，美国以往的生育率异常强劲，移民数量持续居高不下，这使得很多美国人不知道人口政策为何物。然而如今，生育率优势正在迅速消失，移民优势正面临威胁，美国需要一个国家人口战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口统计学家罗纳德·里恩表示，美国的人口发展状况长期以来一直优于其他发达国家，如今的转变可能意味着“美国例外主义的终结”。

　　“人口普查，人民未来”——这是印度全国人口普查的口号。截至目前，印度已进行了15次全国人口普查，原定于今年2月的第16次全国人口普查因疫情被推迟。2011年的人口普查首次增加生物信息采集，同时也在时隔80年后，再度恢复了对种姓信息的收集（与种姓制度无关）。在当时的人口登记表中有9个问题，涉及姓名、家庭人口、婚姻状况等常规信息。另外，在房屋列表和“人口枚举”两项里分别有35和30个问题，详细程度“令人发指”，除了宗教信仰、教育程度、经济收入等，还包括饮用水来源、厕所设施、废水出口、是否有独立厨房等。

　　根据当时发布的报告，截至2011年，印度总人口约12.1亿，与2001年相比增加约1.81亿。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2019年印度人口为13.66亿。另外，2011年的印度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印度教人口占比高达79.8%，但这是自1951年人口普查以来的最低值。

　　在国际舆论中，印度一直被视为继中国之后下一个有望因“人口红利”而跻身超级经济体的大国。从2018年开始，印度的适龄劳动力在整体人口比例中超过社会抚养人口（低于15岁和高于65岁的群体），有推算称，这种趋势或将延续37年，直至2055年。但印度卫生和家庭福利部去年9月发布的数据显示，到2036年，印度人的平均年龄就将从2011年的24.9岁升至34.7岁。印度经济学家普拉昌特·纳达因此认为，印度“人口红利”的黄金窗口期可能只有15至20年。

　　由于中印的人口体量差不多，加之印度多年来对中国的“赶超情结”，印度能否利用此轮“人口红利”超过中国就成为当地媒体和社会热议的话题之一。

　　不过印度《经济时报》10日报道认为，单纯的“人口数量优势论”已经过时，“人口红利”能否转化为对经济的直接贡献还与就业水平和受教育程度息息相关，而印度在这两方面的表现都不太理想：2017至2018年，只有一半处于工作年龄的人口在就业，2004年至2005年这一比例有63.7%；一项调查显示，2018年，只有一半五年级学生（11岁）能够读懂二年级的课文。

　　疫情带来更为不利的局面。《经济时报》说，印度科学和环境中心发布的报告称，有高达3.75亿的印度儿童或将因疫情而出现体重过轻、发育不良等长期问题，从而影响教育和经济生产力。文章评论说，当“大流行一代”加入劳动力大军时，印度“人口红利”前景将更加模糊。

　　印度经济学家维卡斯·辛格提醒说，印度社会老龄化的速度可能比预想的更快，老龄人口或在今后30年内翻倍。他呼吁，政府制定政策时不要被所谓的“人口红利”蒙蔽双眼。

　　针对印度15个地方邦约4.5万老年人进行的一项社会调查显示，其中仅1/4受访者财务独立，高达一半的老人表示经济上几乎完全依赖子女或社会。印度《商业标准报》指出，这样的结果“让人不安”，如果这种情况不改善，很难想象印度二三十年后进入老龄社会时的情景。

　　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日本总务省初步统计显示，2021年初，包括外国人在内的日本总人口为1.2557亿，一年减少42万人，降幅连续两年创新高（2019年为32.9万）。新生人口也进一步减少。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统计，去年1至10月，怀孕申报72.7万件，同比减少5.1%。第一生命经济研究所和日本综合研究所的推算显示，2021年新生儿可能只有70万，此前，2019年的86.5万创下历史最低纪录。

　　这种趋势会带来什么影响？日本人口减少对策综合研究所理事长河合雅司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首先，“地方创生”将成为一纸空谈。有推算显示，2065年的日本新生人口可能只有41.6万人，47个都道府县一均分，每个县一年的新生人口还不到9000人，而且主要集中在东京都、大阪府这样的“大都会”，偏远的鸟取县、岛根县、香川县等可能都不足5000人。其次，各业界的劳动力不足问题比预想中更严峻。在日本，20岁到64岁的人被称为“勤劳世代”，也就是用工作换薪水的年龄段，同时是消费的主力军。2019年的“勤劳世代”为6925万人，2040年将在此基础上减少1414万人。最后，社会保障制度持续面临挑战。

　　日本在人口发展上持续做出努力，但同时不敢“用力过猛”。一般社团法人平和政策研究所的报告称，二战前，日本政府出台过大量鼓励多生多孕的政策，让女性用身体承担提高日本生育率的“公共责任”，对这种政策的反感如今深植日本社会，所以日本政府现在不敢在人口政策上过于干涉家庭。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曾在2018年说“不生孩子是自私的决定”后，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国会辩论中表示：“我自己的家庭也没有孩子，生不生孩子要交给本人来选择……但是我们要为想生孩子的人创造出良好的社会环境。”

　　不过对于如今的人口问题，日本并非全无信心。日本经济论专家野口悠纪雄称，2060年日本人口将比2020年减少22%，降至1亿以下，但劳动人口再多，若就学率和就业率跟不上也难以实现经济增长。通过技术革新，日本也有希望稳坐高收入国家的宝座。

　　“我们的战略是再次实现可持续人口增长，并确保2030年全国居民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8岁。”俄总统普京在今年4月发表国情咨文时这样说。他在去年的国情咨文中也强调，“俄罗斯的命运和前途将取决于我们有多少人口……目前我国有近1.47亿人口，但从人口学上来说，我们已经进入一个困难、甚至可以说非常困难的时期”。普京表示，到2024年，俄罗斯女性生育率须达到1.7。俄政府年初的统计数据显示，去年该国人口减少50多万，出现“恐慌性负增长”。近20年来，俄罗斯人口数量变化幅度并不大，很少出现这种情况。

　　俄政府为促进人口增长做了很多工作，比如为多子女家庭提供住房、食品及婴儿用品等各方面的优惠政策和财政支持，“母亲资本”额度也在不断增加。现在，养育一个孩子的家庭可获得46.6万卢布补贴，养育两个孩子为61.6万卢布（1卢布约合0.086元人民币）。

　　《独立报》说，2018年，俄政府鼓励生育预算支出约3600亿卢布，到2020年几乎翻一番，增加到6900亿卢布，然而生育率却从2018年的1.6降至2020年的1.489。

　　俄联邦社会院人口委员会主席里亚巴尔琴科表示，为避免俄罗斯走向“消亡”，国家必须确保到2030年每年至少有60万移民流入，生育率应提高到2.1。一些俄分析人士表示，改变国家移民政策、吸引大批独联体国家和周边亚洲国家劳动人口移民，恐怕是化解人口危机“最值得做的有效办法”。也有学者提出，国家用于人口和社会政策的资金还不够，英国、法国、丹麦等在该领域分配的预算占GDP的4%-5％，而俄罗斯为1%-1.5％。

　　除了俄罗斯，欧洲人口最多的国家便是德国。“德国上一次人口普查在2011年，大量数据亟待更新。”柏林人口和发展研究学者波利格尔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再往前的人口普查则要追溯至20世纪80年代——东德在1981年进行，西德在1987年。当初，有数十万西德民众抵制人口普查，担忧政府收集的大量信息会被滥用、自己变成“玻璃市民”，现在则没有多少人会表示反对。

　　2011年的德国人口普查花费近8亿欧元，直到2013年才正式公布结果。当时的数据显示，德国总人口为8170万。

　　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今年1月的报告，2020年，德国人口总数为8320万，自2011年以来首次无增长（相较于前一年）。但总体来说，德国出生率在过去10年里略有上升——2019年，德国女性生育率为1.54，主要原因是2015年和2016年有大量来自中东以及非洲地区的女性涌入。比如，来自叙利亚、阿富汗、伊拉克和科索沃的女性在2015年至2016年之间平均生养3.5至4.6名孩子，明显高于其他外籍女性的平均生育率（2.1）。

　　世界各国如今都在拼人口增长吗？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童玉芬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由于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各国也位于不同的人口转变阶段。当一个国家步入现代工业化时期、发达程度较高时，就进入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三低”阶段，目前欧美以及日韩等国都处在这一阶段。她说，虽然老龄化问题加剧会对经济发展、养老等方面产生负面影响，“三低”国家会采取各种措施试图改变这种情况，但“这也是人口发展的必然趋势”。

　　就人口问题会对国家产生哪些影响，童玉芬对记者分析说，要从规模、结构和素质三个方面看。“首先，人口规模不一定是越大越好，人口太多会对资源环境等各方面的持续发展构成压力。其次，人口结构（老化）会影响经济活力与科技创新。最后，人口素质提升可以弥补劳动力数量减少等问题，这是不容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