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世海的大儿子徐浩宇曾在家里的小黑板上为父亲画像。受访者供图

徐浩宇生前画的抗疫一线医护人员肖像。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景烁/摄

　　一个45岁的中年人混进了成员平均年龄十四五岁的QQ群。

　　通常在晚上11点，这些群会活跃起来，中年人徐世海紧盯着屏幕上的每一条消息。

　　年轻人吐槽学校，聊华晨宇的歌，他一首没听过，插不上话。有人喊他“上两把”游戏，他回复，“上不了，家长管得严”，其实是不会打。他担心老“潜水”会被群友遗忘，就总发10元、20元的群红包。

　　只有一类发言能真正触发徐世海的行动，比如“想死”。他会马上向发言者提交好友申请，并设为“特别关注”，准备私聊。

　　有一次他看见有人在QQ群发了这种话，几十条怂恿和鼓励的信息随即冒出来。徐世海模仿青春期少年的语气发言：“你真傻，有什么比我们一起快乐地玩耍更有意义吗？自杀就是胆小鬼，最后只能下地狱！”结果他被移出群聊。

　　徐世海曾被同一个群“踢”过6次。为了再进群，他就申请多个QQ号、借号，再找人拉自己入群，他还被当成过骗子。

　　在群里，他努力伪装成“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孩子”。他看年轻人发的微信朋友圈信息，学网络用语，发言时“战术性”地加上粗话。他阅读研究青少年心理的书籍，为了跟上年轻人的最新潮流，附近中学放学，他去学校大门口蹲着，听学生聊天。

　　群聊热闹的时候，年轻人熬夜，他也不睡觉。一看见有年轻人发“轻生”的言论，不管这言论发泄情绪的成分有多大，他都会启动“救人”模式。在现实中，徐世海做装修工程，是郑州市红十字水上义务救援队队员，也是位父亲。

　　有天深夜，一个男孩在QQ群里发了一句“再见”，爬上宿舍楼顶。徐世海陪他聊了5个小时。凌晨4点，男孩对他说，学校要出早操了，“放心，我已经想开了”。

　　一个湖北女孩到郑州参观动漫展，被人骗到酒店，拍下裸照，写下欠条，上面有身份证号、家庭住址和父母联系方式。她不敢告诉家人，深夜在街边痛哭，产生了轻生的念头。徐世海是她的网友，得知她的情况，一边在线开导她，一边帮她报警。

　　还有一次，一名中学生说被同桌掌握了隐私，长期被勒索，同桌拿他一学期的生活费买了手机，他说“不想活了”。

　　徐世海给勒索者打电话，自称是警察，电话那头的声音听上去很稚嫩，紧张得有了哭腔。这通电话后，求助的中学生收到同桌的道歉和欠条。听徐世海的建议，他后来转学了。他对徐世海说，以后我参加工作，挣到的第一份工资就给你。

　　“重要的是他愿意好好活下去。”徐世海说。

　　去年5月12日，徐世海17岁的大儿子徐浩宇自杀了。就在前一天，徐世海还跟救援队去打捞落水老人。晚上回家，看见两个儿子正在玩游戏，“一切如常”。他记得徐浩宇给自己倒了茶，洗完衣服又拖了地。第二天早晨，他被敲门声叫醒，小区保安问，有个孩子从顶楼跳下来了，“是不是你家孩子？”

　　如今，在很多亲戚朋友的记忆里，徐浩宇还是阳光开朗的形象。他身高186厘米，皮肤白皙，样貌帅气。他会在爬山时帮同伴背最重的包，有同学生活费花完了，他拉着对方一起吃饭。

　　徐浩宇喜欢美术，他画抗疫的护士，也动手给朋友制作礼物。生前，他已经想好了未来要学服装设计或做自媒体人。他爱和家人开玩笑。认识他们一家的人说，他家里挺有“烟火气”。

　　徐世海回忆，翻遍儿子的遗物，也没找到他轻生的原因。那段时间，徐世海“整个人活得像是悬浮的空气”。他打开儿子的QQ号，进入儿子常去的聊天群。

　　那是一个他不曾了解的世界——根据他的观察，即使在一些以游戏、动漫为话题的青少年网络社交群里，也有人发和“死亡”相关的话题。包括儿子在内，不少人都看过被文旅部列入网络动漫黑名单的“暗黑漫画”。

　　徐世海拜托儿子的朋友、自己认识的年轻人，把他拉进类似的群里，他也进过“约死群”。

　　徐世海记得，有学生在群里说，想掐死某人。有人称“真的活得够够的”，群友给他详细介绍自杀的方法。还有人说，“你选对了，只有死才能解脱”。有孩子说完“我走了”，又问“你们来不来”。

　　徐世海想知道，自己的孩子是哪一刻作了那个决定。

　　在群里“潜伏”越久，他越觉得后怕。一些人会公开传递这样的思想——别指望父母、老师能帮你做什么，想改写人生，只有生命重来。这些话使得本就低落的年轻人更加绝望。

　　他认为，这些隐秘的角落就像“黑洞”，年轻人涉世不深，很容易被裹挟进去。

　　在徐世海的日常生活中，说不准何时，年轻人就会发来消息。他走路攥着手机，睡觉把手机搁在枕头边上。他从不关机，始终开着响铃提醒。

　　他正开车，信息来了，他会靠边停车，熄火专心陪聊。好几次，他在驾驶座上从天黑坐到天亮。有时他睡着了，手机响了，他强迫自己清醒过来，在黑暗中回复。他抽烟，手机信息一只手回不过来，他就把烟放下，常常忘了再拿起来。

　　有时候，他费了半天劲，让那些孩子“想通了一点”，没多久，对方的情绪又不好了。他把手机一扔，叹口气，又抓起来接着聊。

　　“他们压抑太久了。”徐世海说，“就像一个汽油桶，早已积满了油，就差一个火星把它引爆。”

　　不止一个年轻人对徐世海说过，日常烦恼几乎没有出口。一个18岁的男生告诉他，自己不开心，但父母觉得他衣食无忧，认定他无病呻吟，老师也常责备他。他自我怀疑，越来越敏感，在半年的时间里，他不断找徐世海倾诉。

　　和这些年轻人聊天时，徐世海觉得和去世的儿子更近了。根据他的体会，自己接触过的说着“不想活”的青少年，绝大多数都善良、懂事。他寻找儿子的影子——从小被身边人称赞“省心”，习惯把压力埋在心底，对家长“报喜不报忧”。

　　“别管遇到什么事，不方便跟家人说的都可以和我聊。”徐世海总是对年轻人说这句话。

　　他观察过一些家庭，父母自认为成了孩子的朋友，但孩子并不认可。聊天时，徐世海从不反驳年轻人的意见，他会顺着对方说，给他们发段子，帮他们出招解压，比如“把讨厌的人画成乌龟”。

　　有人笑他聊天“土”，他也自嘲，“我这算小偏方”。对话的人回他“哈哈哈哈”，他很高兴，觉得成功了。

　　他还经常做“夹在中间”的调和者。一位单亲妈妈找他，说14岁的儿子留下遗书，一心想自杀。孩子见到徐世海，第一句话是，“谁劝也没用”。

　　徐世海跟他单聊。最终，还是男孩红着眼睛先开口了。他和母亲、弟弟一起生活，在他看来，母亲太过追求完美，总批评他。他给弟弟做饭，做得不好也被埋怨，感觉自己一无是处。

　　那天，这一大一小聊了五六个小时。离开前，男孩主动加徐世海微信，后来也常找他聊天，一直没中断学业。

　　一次，徐世海帮朋友送孩子上补习班，那是一名初中生，周末补课到夜里11点多。在“徐叔叔”车上，男孩高声大骂父母。

　　徐世海两头忙活，他劝那对父母取消了大部分补习班，也劝孩子，“父母初衷是好的，但方式你不接受，再有冲突就默念‘他们爱我’”。

　　河南省2020年有115.8万人报名高考，约占全国高考报名人数的11%，省内只有一所211大学。在省会郑州，幼儿园孩子学英语，初中生没周末——都是常态。徐世海觉得，学业是年轻人最大的压力来源。他回忆，儿子徐浩宇近视，去世前每天早上5点起床，晚上10点多回宿舍。

　　通过和年轻人聊天，徐世海发现，有一些学校让学生检举同学的日常表现，记入学期末的综合评分；不少家长经常训斥孩子，提起他们就摇头叹息。

　　他朋友的女儿正上初三，每晚做题到深夜，常常为作业急得大哭，会抽自己耳光，用圆规刺伤自己。这个优秀的女孩一直上“精英班”，一次考试失利掉进“普通班”，就冒出了自杀的念头。

　　一个上高二的女孩告诉徐世海，她是家里学历最高的，背着全家的期望。可她真的学不进去了。她请假调整状态，老师和父母急了。父亲说，“你就是在家等死”，不再给她生活费。她开始怀疑亲情。

　　“全国学生那么多，都去清华、北大也坐不下呀。”徐世海劝她，从学校到社会就像学开车一样，一开始谁都手生，路上人多车多，但你真上手启动了，开着开着也就成老司机了。“人生就像心电图似的，起起伏伏才是活着，一马平川不就废了。”

　　2020年高考前，他写了一篇《给高三孩子们的一封信》，发在社交网站，劝学生别把人生押在高考这一关。“就好比我们到了电影院，不管进去哪个放映厅，都有精彩的故事。”

　　徐世海出生在河南南部一个村庄，家里只供得起哥哥读书。初三没上完，他就外出打工。为了给家人一个交代，他回家参加中考，交了白卷。16岁，他来到郑州，文绉绉地记下：“马路真宽，街边的泡桐一棵拉着一棵，一排挽着一排。”

　　他去工地学推斗车，一车砖头200斤，装混凝土的更重。几天干下来，他手上都是泡，这些泡又变成茧。一次，他推翻了斗车，摔进水泥里。

　　他学会了看施工图放线，扫一眼砖垛就知道是堆了几千块，瞄一眼车就能判断装了多少立方米沙子。因为表现出众，他被老板送去学技术。他同时打过几份工，20年前就月收入过万元，逐渐在郑州站稳脚跟。

　　“现在的孩子不必为一点想吃的零食绞尽脑汁，不必为一件新衣服辗转难眠，也不必为一点学费忐忑不安、为一套三角尺软磨硬泡。”他在文章中写道，小儿子一周用掉的铅笔比当年自己一年用的都多。

　　但是，大儿子去世后，他开始理解当代孩子的压力。小儿子正读小学二年级，徐世海每天都会问问学校里的事，“开心不开心的都说说”。看到孩子不高兴，他买玩具换真心话。

　　他见过有家长不拿孩子的痛苦当回事，还指责孩子不懂事。当事人轻松聊起这些，徐世海则听得心情沉重。

　　日常生活中，他粗线条，老忘事儿，留着接近光头的圆寸，总被人调侃“一套衣服穿一季”。但对年轻人的一句话、一个举动，他都格外敏感小心。

　　和孩子们聊深了，他会告诉对方真实身份。他发去徐浩宇生前的照片，感叹“其实对父母来说，没什么比你们活着更重要了”。

　　徐世海曾在群里遇到过两个十三四岁的少年，他们互称兄弟，在群里怼人、骂脏话，说不想活了。徐世海刚劝两句，人家就让他闭嘴，他打不开局面。最后，两人说“再见了”，再没回复他。

　　第二天，徐世海听群里的人说，两个少年已经离世，有群友在这条消息下点赞，他则痛哭起来。

　　受挫不能让他死心。年轻时他就爱管闲事儿。在路边碰见临盆的产妇，把人送到医院，还把费用交了。为了帮人，他搭进去不少钱。身边的人，谁家遇到事儿都爱跟他说，小到烹制新菜，大到家里装修，他都去帮忙。在红十字水上义务救援队，他出的任务不少，有时需要开长途车，连续忙好几天。

　　他的朋友年龄从十几岁到五六十岁都有，都爱去他家吃饭，还有人专门把家搬到他家附近。

　　徐世海算过，自己试图“救”过的年轻人有几十个。有的生活在郑州，有的在云南、贵州。有人后来工作了，当警察的、做生意的、开工厂的、送外卖的都有，还有人是“斜杠青年”，同时忙活好几份事业。

　　迈过人生的难关后，一些年轻人还会找他。一个短发的女生性格爽朗，她告诉徐世海，“以后可以把我当半个儿子”。

　　也有人最终删掉了他的联系方式。徐世海理解，生活重新开始了，忘掉过去挺好的。

　　每过一两个月，他就会去儿子坟前，摆上儿子生前爱吃的鸡腿、爱喝的雪碧。他会对儿子念叨那些被自己救下的孩子。他想，如果当初有人拉儿子一把，悲剧也许就不会发生。

　　徐世海非常珍惜“父亲”这个身份。小时候被迫中断学业，他一度不理解父亲。和所有过于传统的中国父子一样，他当了一辈子农民的父亲沉默寡言，鲜少与晚辈交流。

　　徐世海想尽力做个开明的父亲。儿子在世时，遇见烦心事，他主动敲门，“有啥解决不了的我帮你”。学校发生了“不公平”的事，儿子站出来发声，与人起了冲突，他为儿子撑腰。

　　徐浩宇去世后，徐世海主要精力都用来陪家人。他最关注的是青少年心理健康，一旦发现“看起来有问题”的QQ群，他就抄下群号，发给身边的家长一起举报。三四个月里，他找到的30多个群先后被处理。

　　他常和朋友交流与年轻人沟通的心得，他的一些朋友说，受他影响，自己也不再执着于孩子的学习成绩，会给孩子做好吃的，也会带孩子看电影放松。

　　如今谈起去世的儿子，徐世海会一支接一支地抽烟，不时背过身去擦眼泪。他常备速效救心丸，防备想儿子想得太伤心。走在路上，看到和儿子相似的背影，他常常忍不住上前拉住对方，问一句“吃饭了没”。

　　在巨大的悲痛中，他依然选择在网上讲出失子故事，“让别人家参考，不要发生这样的悲剧”。越来越多的人关注他，他担心“小偏方”不受认可，“毕竟，很多孩子出了问题，家长从不在自己身上找原因”。

　　又一次陷入对儿子的想念时，他会翻出年轻人发来的信息，给自己打气。一个男孩拿第一笔工资给徐世海买了礼物。一个曾请他雇人袭击父母的少年，平稳地度过了青春期，现在向他咨询该给父母买点儿什么。

　　让徐世海最难忘的是，有年轻人说，自己也想有个这样的爸爸。不止一个年轻人和他提过：“以后能不能叫你爸爸？”他全都拒绝了。

　　“无论如何，每个孩子的父亲都只有一个，别人无法取代。”徐世海说。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徐浩宇为化名）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景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