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静宁

　　近日，由宋佳、佟大为、蒋欣、李佳航主演，张国立特别出演的电视剧《小舍得》开播。与此前热播的《小别离》《小欢喜》一样，该剧也是“小”系列家庭教育类题材电视剧。

　　相比《小别离》《小欢喜》中聚焦的中考和高考话题，《小舍得》描绘的“小升初”现状拥有更高的普适度和更广泛的受众群体，也因此更容易引发网络共鸣。

　　剧中蒋欣饰演的田雨岚为儿子学习兢兢业业、煞费苦心，调动一切资源让其在应试教育中取得成功，试图通过这样的努力改变人生轨迹；而宋佳饰演的南俪一家是典型的佛系家庭，她在反对“唯分数论”的理念下，想让孩子度过一个愉快的童年。

　　《小舍得》通过刻画一个大家庭中这两种不同的教育方式的戏剧冲突，展现了中国式家庭教育与当下学校教育的普遍现状。由于剧情中的家长教育焦虑、社会压力、名校名额争夺等现象切中当下的教育“痛点”，使剧中的多方面话题在网络空间中不断延伸，微博话题#小舍得#达30.4亿阅读量，#南俪田雨岚家宴攀比##你认为鸡娃焦虑的本质是什么##小舍得教育内卷#等由剧情引发的网络讨论也在舆论场不断扩散。

　　集体性教育焦虑缘何引发现象级讨论

　　在《小舍得》引发的网络讨论中，最核心的关键词分别是“教育内卷”和“教育焦虑”。

　　关于“教育内卷”，有媒体指出，所谓“内卷”也被称为“凡人版军备竞赛”，教育领域的“内卷”就是教育体系内部不断增加教学的劳动投入来获得成绩增长，但教学的效率和结果都没有明显的提高。

　　也正是这种“内卷”，让教育焦虑在当下社会具有了普遍性，主要表现为人们对子女教育结果的过分担忧，如唯恐孩子上不了好学校、得不到公平对待、无法很好地就业等。

　　应当看到，受社会评价体系与个人经历的影响，一部分人将对孩子未来生活的保障寄托在教育上，认为要想成为教育竞争中的成功者，就必须尽最大可能地成为社会竞争中的优秀人才。而对教育成功的衡量标准就是升学考试的成功，比如，名初中、名高中直到考入名牌大学等。

　　为了满足家长这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期待心理，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投资越来越多，对孩子的教育“层层加码”“饥不择食”。

　　像《小舍得》中的田雨岚一样，将孩子置于疯狂的补课、无尽的补习中。而这种高昂的教育投资又反作用于家长期待，形成了家长对孩子学习成绩高回报的诉求，体现为对孩子考试成绩急于求成、对子女学习生活粗暴干涉的现象。

　　最终，逐渐演化成人们谈及教育便有的集体性焦虑心理。

　　“校内主业校外学”现状，是如何发生的

　　在《小舍得》的支线关系中，其以年轻教师为切入视角，描绘家长心态的同时，也影射出教师、学校、校外培训以及家长和学生之间不断加剧的矛盾。

　　对学校来说，他们在升学竞争中存在一定的被动性，因为升学成绩与学校的资源分配直接挂钩，而老师既要配合素质教育的要求，又要确保学生成绩，就出现了“校内休息，校外增加作业量”的情况。

　　家长作为课外辅导员与监督者的角色，不仅容易陷入对老师“无条件赞同”的怪圈，还会由于无法对孩子成绩进行有效干预而沉迷于大量校外培训机构。

　　当唯分数、唯升学、唯学历、唯论文等评判标准变成社会共识，教育便会存在异化成文凭符号、职业标签。

　　从该剧目前产生的超过400万次互动话题投票来看，针对校外培训，有85.22%的用户认为辅导机构确实在制造紧张情绪；也有58.71%的用户认为，如果班上大部分孩子上辅导班了，他们也会送孩子去。

　　这就潜移默化地形成了教育环境里的“剧场效应”（指一群人在剧场看戏，一旦有人不守规矩站了起来，又没人制止，整体看戏氛围会让每个人都不得不站起来看戏，以致最后所有人都站到凳子上看戏的怪诞现象）。

　　对此，不少专家表示，教育市场高分需求量的增加，正在促进“新一轮的教育产业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课外补习逐渐“绑架”学校教育。如“提前教育”的补习方式，使很多孩子未上学却已对一年级的课程烂熟于心、掌握100以内的加减法等。

　　其二，“小升初”的择校趋势。不论小学还是初中，在不少一线城市已经形成了“民办教育是优质教育”的部分认知。这样的认知形成，大多是基于民办学校较高的中考成绩和近几年更强势的教学规模。

　　其三，“名校办民校”资本化现象明显。基础教育学校与房地产市场深度结合，被认为是目前“教育产业化”的突出特点之一，这类“超级学校”扩张的背后都有强大的资本力量。

　　教育环境治理需社会多方齐发力

　　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再次强调“教育评价改革”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基于此，教育部出台了不少相关政策和整改方案，如网络关注度较高的“严禁中小学招生与任何竞赛挂钩”“小学一二年级不布置书面家庭作业”“教育部规定严禁要求家长批改作业”“中小学生作业管理十条要求”“严格管控校外辅导机构”等，虽然一系列的政策都直接回应了公众关切，但持续存在的教育焦虑，也真实地反映了这类整改方案的“落地难”问题。

　　现在，教育问题与社会各方面的利益联系日益紧密。故而，单纯地通过政府或是业界学界独立解决，都有很大的难度。只有社会多方共同参与，才能从客观环境和主观意识两方面改善教育环境。

　　比如对于校外培训机构的治理，只要家长需求仍然存在，仅靠行政力量干涉也不会有实质性的效果。与其如此，不如从合理利用校内时间入手，将更多在校时间聚焦在学生的学科教学上。

　　再比如，通过加强教育行业组织的专业自律以及整体教育认知观，改变更多家长与教师对教育目的的理解，理性看待社会竞争。

　　而对于校外教育培训机构的监管，不仅要对其“无限夸大”“炒作”等惯用手段予以处罚，还应对部分机构“超前学习”、私立幼儿园“小学化”等现状进行干预。

　　只有社会多方形成合力，才能让素质教育真正得以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