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每逢城内赶集，人们都会从周边的村子和乡镇搬来货物，那热闹非凡的场景一定像画中画的一样充满活力。这是一幅掺杂着我的想象的画作。然而当时，风起云涌的动乱时代已悄然来临。”

　　《绘本三国志》中的这段文字，来自享誉国际的日本著名绘本大师安野光雅。

　　这是一本安野光雅历时四年对三国故地的探访后所成的绘本书，有画，有随笔。时下的中原秀丽、江南俊秀、蜀地丰沃与当年的金戈铁马、悲欢离合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特别的、属于图画视角和异域视角的三国影像。“我去寻访官渡古战场遗址。在版画风格的大纪念碑上，描绘着火烧乌巢的场面。现在那里周围全是农家，去的时候正值棉花收获的季节，大家都非常忙碌。我还听说那里也是大蒜的著名产地。黄河流经此地后改变流向，滚滚长流。这里就像从来没有发生过战争似的，田里种着麦子，梧桐树尽情伸展着枝丫。”

　　更多时候，安野光雅平静地叙述着他所知道的《三国志》《史记》《后汉书》或者小说里的历史。

　　也许是诸侯并起带来了太多的传奇，从吉川英治的小说《三国志》，再到众多同名漫画和游戏，三国的故事在崇尚“菊与刀”的日本广为流传。在三国时代，有忠义、有智谋，有冲杀疆场的大丈夫，更有战乱下的黎民之苦。

　　在安野光雅心目中，三国并不只是乱世出风流，功名与胜负的背后，是无数人的徒然死去，是“悲哀的种子”。

　　在与文首那段文字相对应的画中，他画下的是他想象中的邯郸露天市场，而

　　另一幅洛阳百姓生活场景，则来源于他之前对成都市内屋宇连接的清代房屋的速写，黑瓦连连中，闪出一片小小空地，他就在这片空地上，加入了卖热馒头的店铺、兴致勃勃看斗鸡的人们，加入了热气腾腾的市井生活。然而，这所有一切，“很快就要被蛮横的董卓军队一把火烧掉了”。

　　历史是属于胜者的，更是属于个体的。当董卓迁都长安时，他在洛阳放了一把火，安野光雅写道，“不光将宫殿，还将漫长的历史、文化、建筑，以及普通人的生活场所都付之一炬，然后若无其事地走了。”

　　董卓没有烧掉的，也很有可能在之后的连绵战火中毁掉。

　　一句“若无其事”，几家悲欢离合。

　　在安野光雅的历史观中，“正史”中的“正”不是正确的意思，以怀疑的眼光来看历史，是品读历史的前提条件。他说，“如果你认为既然是国家认可的，便全部都是真实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书里还是有很多值得怀疑的地方。哪怕是史实，一旦换成文字，就成了‘信息’，在那一瞬间把‘真实存在的事变成文字固定下来’。”

　　安野光雅写的当然并算不上史，而是他游历中于历史、地理与现实的感慨。在镇江赛珍珠故居，安野光雅想到她长篇小说《大地》中的蝗灾，想到这蝗害不仅在《三国志》中出现，也出现在很多古典书籍中。而在如蝗灾般的日本泡沫经济崩溃时期，故乡津和野田间地头的老婆婆们，却一边剥豆子一边彼此哈哈大笑。安野光雅感慨道，“对农民来说，只要有土地，一切都可以应付。”

　　早在1984年，安野光雅就曾经获得过安徒生童话奖，他的画艺自然是高超的，他画笔下的三国世界，既有游历中所见所得的山川大地，亦有想象中的古战场，皆典雅细腻。但我更觉珍贵的则是他文字中的尖锐，是他对战争与历史的独到见解，尤其是对于小事件小人物的感悟。在写到史料所存不多的蔡文姬时，他于这位一代才女的“感时念父母，哀叹无穷已”与“儿前抱我颈，问母欲何之”之间，看到了她归汉时望乡之情与爱子之心无法调和的矛盾，战争带来的人伦惨剧令人潸然泪下。

　　人们对历史的阅读，因为各自的学识、阅历甚至于品性的不同，呈现出丰富的样貌。安野说，“所谓历史也许是将包容翻阅者解读为前提的。在探究先人注解的过程中，会发现历史其实比推理小说更有趣。”在他眼中，由三国至今日，“人类的行为都是一脉相承的。这与其说是英雄们的兴亡史，不如说是充满欲望的人类史。”

　　2005年的一个秋日，安野光雅探访位于陕西眉县的郿坞，那是董卓死前最后待过的地方。“正是玉米丰收的季节，地方虽小，也得想尽办法晾晒，于是农家就把玉米挂在屋檐下、铺在道路上。曾经的一代枭雄董卓的庙里，破败不堪的前殿、台阶、回廊甚至后院都堆满了玉米棒。村里人说：‘听说他是个暴君，是在这里被杀的。’他们说来拜访这座庙的人很少。”

　　一代枭雄，不过也是大江东去被浪淘尽。

　　萧伯纳曾经有个关于“交换苹果与思想”的名言：你有一种思想，我有一种思想，我们碰撞一下，每个人拥有的可就不止两种思想了。

　　借由这位安野光雅的视角，我们正好可以重新看一下三国，看一下历史。（济南时报 记者：徐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