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1500年来，文登再无易名，使得人们形成了心理上的地域认同感，继而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文化——千年铸就“文登学”

　　地处山东半岛最东端的威海在古时属于荒远蛮夷之地，往往会被误以为没什么历史文化可言。但走进文登博物馆，一件件展品不仅会彻底打消这个误解，还会为您呈现一个有着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文登。

　　羲仲宾日定春分

　　“二月中，分者半也，此当九十日之半，故谓之分。”（《月令七十二候集解》）

　　水边新绿野草，陌上粲然花枝，正是一年春好处。这便是二十四节气中的春分时节。

　　二十四节气准确地反映了自然节律变化，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二十四节气是上古农耕文明的产物，它是上古先民顺应农时，通过观察天体运行，认知一岁中时令、气候、物候等变化规律所形成的知识体系。在二十四节气这个体系中，最先被确定的夏至、冬至、春分、秋分四个节气是整个体系的“骨架”。

　　春分是怎么来的呢？这与文登有着莫大的渊源。

　　《尚书·尧典》记载了“羲仲宾日”的故事，“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仲春”。4000多年前，尧帝命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四人分别驻于东、西、南、北四个方位之地，观测星象，判定季节。羲仲从尧都平阳出发，一路向东，来到了嵎夷的旸谷，测定春分(仲春)。

　　由于古人知识的局限，认为太阳是出自胶东半岛一带，有“日出旸谷天下明”之说。据考证，“旸谷”就是今威海市文登区界石镇旸里店村一带，附近与“旸谷”有关的地名还有旸谷山、旸里村、旸里后村等。

　　旸谷山位于昆嵛山主峰泰礴顶东，风景优美、背风向阳，而且四季分明，气候宜人，堪称观日出、测春分的最佳地选。清朝雍正年间修撰《文登县志》也有记载：“旸谷，在县西北六十里，尧命羲仲宾日处。”

　　在文登博物馆，陈列有石斧、石凿，以及红陶和黑陶制作的罐、壶、鼎等新石器时代的文物。讲解员介绍，在文登境内共有18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其中一处便是位于界石镇的旸里店遗址。2012年，考古工作者在旸里店的两个山头上共发现了15座石棺墓，出土了40余件文物。这些文物产生的年代距今4500年左右，与羲仲所处的时代接近，为羲仲宾日提供了佐证。

　　文登境内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大体经历过大汶口文化的早、中、晚期，说明6500年前就有人类在此生活。其中，位于文登营镇的沙里店遗址还出土了代表当时最先进制陶技术的蛋壳陶，说明在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前，处于偏远东陲的文登地域的制陶技术并不亚于西部发达地区。

　　据山东大学(威海)兼职教授、文登师范学校原副校长于敬民考证，在夏商周三代时，莱夷族和嵎夷族是文登地域最早居住的部族，他们创造了灿烂的地域文化。莱夷族在内陆生活，主要的物产和贡品有三类：畜牧产品、篚(圆筐)、檿丝(山桑丝、柞蚕丝织成的绸)，《尚书·夏书·禹贡》记载：“莱夷作牧，厥篚檿丝”。靠近海边生活的嵎夷族的主要物产和贡品也是三类：盐、絺(细葛布)、海物。这些说明文登在古代盐业、纺织业、近海捕捞业、畜牧业、手工业、丝绸业都是较为发达的。

　　秦时铁权汉时县

　　在文登博物馆，有一枚大“秤砣”，它是国家一级文物——秦嵌铜诏版铁权的复制品，真品目前藏于烟台市博物馆内。通俗来说，秦权就是秦朝时的秤砣，代表着重量标准。1973年5月13日，这枚秦权出土于威海市临港经济开发区蔄山镇新权村(当时隶属文登县)，重约32.5公斤，与国家博物馆所藏的山西省左云县出土的铁权重量基本相同，这是目前所知最重的秦权。

　　秦始皇一统天下后，“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秦权上的诏版文字就是秦始皇为统一度量衡标准而颁发的文告，共40字，全文为：“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嫌疑者，皆明壹之”，大意是：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统一天下，百姓安宁，定立了皇帝称号，下诏书于丞相隗状、王绾，把不一致的度量衡制度都明确地统一起来。

　　这枚秦权，证明秦始皇“普施明法，经纬天下，永为仪则”的影响所及已达秦疆东陲——文登。

　　而文登一名的由来，也与秦始皇有关。无论是正史、地方志，抑或是私人著述，都毫无争议地认为，文登一名由境内的文登山而得名，如今名为文山的文登山则取“文人登山”之意。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二十八年，东行郡县，上邹峄山……并渤海以东，过黄、腄，穷成山。登之罘，立石颂秦德而去”“三十七年，始皇出游，自琅琊北至荣成山”。秦始皇两幸成山，文山是必经之地。北宋地理总志《太平寰宇记》记载“古老相传，秦始皇东巡，召集文人登此山，论功颂德，因名。”至今，文登仍留有辇道口、辇子村、歇驾夼、驾山等地名，可见当初的确是有皇帝一级的人从此处经过。

　　在文登博物馆入口处，有一面“千年古县”匾额，这是联合国地名专家组中国分部在2011年颁发的。荣膺“千年古县”，是因为文登是全国800多个有着上千年置县史且仍保留原名称的古县之一。其实，历史上最早在文登设置地方行政机构时，名字却并非“文登”，而是“昌阳”。

　　《汉书·地理志》记载，东莱郡辖17县，内有昌阳县。据史学家考证，西汉时在今文登区宋村镇一带设昌阳县，昌阳古城遗址也被考古学者认定为汉代建筑。而近年来，国内秦封泥的研究逐步深入，其中一枚“昌阳丞印”被确定为秦代封泥。所以，昌阳县未必首置于西汉时期，极有可能是秦代，但古籍中至今没有秦代在威海境内置县的明确记载。

　　文登何时被冠以文登之名，有两种说法。唐代《元和郡县图志》、宋代《太平寰宇记》、金代《文登新修县学记》、清代《山东通志·城池篇》等书籍均称置县时间为“北齐天统四年”(568年)，而明代《宁海州志》、清代《山东通志·建置篇》，以及清代多个版本的《文登县志》，又称置县时间为“北齐天保七年”(556年)。据《威海市域文化通览》编委会考证，“北齐天统四年”为文登置县之年的理由较为充足。

　　近1500年来，文登再无易名，也使得人们形成了心理上的地域认同感，继而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文化。

　　固本铸魂“文登学”

　　文登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是一面康熙年间的七彩圣旨，该圣旨共有金黄、大红、赭石、橘黄等七种颜色，锦缎底纹更是绘有仙鹤、狮子以及卷云图案，用满汉双文书写，称得上是圣旨中的极品。

　　在影视剧中，我们常看到圣旨是一块绣有龙的黄绸缎。其实不然，圣旨的材质按照官员品级不同而定。以圣旨的颜色为例，明清两代的圣旨分为单彩、三彩、五彩、七彩，只有一品大员才可被授予七彩圣旨。

　　这面七彩圣旨的主人叫于涟，领到圣旨时还只是一名七品县官，领旨后就连升十一级。据史料记载，于涟是文登大水泊村人，顺治五年（1648年）中举人，随后又中进士，相继任云南楚雄府推官、陕西凤翔府推官、浙江义乌县知县等职，因公正廉明深得民心。“三藩之乱”时，身为义乌知县的于涟立下奇功，康熙皇帝特下圣旨赐予其户部云南司主事，加官十一级，享正一品封典。

　　“连升十一级”堪称奇迹，另一件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是，在于涟中进士的同时，文登县创下了“一榜七进士”的壮举，轰动朝野。另外，在文登还有着“父子同科登榜”“祖孙三代三进士”“一门四进士”的科举佳话。

　　在文登博物馆，还有一面五彩圣旨，他的主人是明代文登人丛兰，丛兰是有记载的官职最高的文登籍进士之一，官至南京工部尚书。博物馆内的另外三张圣旨则分属于丛兰的祖父丛实荣、父亲丛春、儿子丛磐。丛氏一门能被授予四面圣旨，家族是何等荣耀不言而喻。

　　在1300多年的科举历程中，文登有据可查的进士有102人，举人226人，贡生647人。文登学士缘何如此多？这源于历经千年的“文登学”。

　　文登地偏一隅，远离战乱，为文人学子创造了宽松平和的环境，“士好经术、民崇礼让”的士学之风和“重教化、修官学”的庙学之兴稳步发展。

　　早在东汉时期，大经学家郑玄于汉桓帝永康元年(167年)至汉灵帝中平元年(184年)，在文登米山镇长山村聚众讲学，前后历时17年。这种办学讲学方式，采用的是亦农亦学，即一边学习儒家经典，一边种田劳动，以解决衣食和办学经费。《后汉书·郑玄传》载，“客耕东莱，学徒相随已数百千人”。

　　科举制度诞生后，文登的第一位进士出现在唐代，名为何弼实，他的事迹载于文登莲花院的石幢上。之后数百年间，有史可证的进士也有多位。

　　宋代“重文轻武”，文化教育更加繁荣，先后开展了三次大规模兴学活动。文登的官学教育机构——文登县学(也称文登学宫)，就是在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范仲淹发起的第一次兴学运动中创办的。后经多次扩建，在明末时达到顶峰，成为设施、设备、制度齐全的教育机构，不仅有学堂、门、殿、祠，还有相关管理办法及考核制度，并有专为学宫提供办学经费的学田。

　　除文登县学外，文登在历代还有教育民间子弟的社学、专为解决贫苦子弟无钱入学而设立的义学，以及长学书院、崇文书院、文昌阁、名宦祠、明伦堂等诸多教育机构。

　　文登县学和文化教育的多渠道造就了“文登学”，“文登学”也造就了文登崇文尚学的风气。“文登学”集中体现了文登悠久的历史文化，是文登历史文化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