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考古新发现进一步展现了古蜀文明对祭祀的高度重视——

　　穿越时光，看“慎终追远”的变迁

　　最近一段时间，三星堆考古的新发现，持续引起国内外高度关注。这里新出土的每一件文物，都令人惊艳震撼。专家们认为，这些重见天日的无价之宝，记录和承载着古蜀文化的独特内涵风尚，尽管其中尚存一些未解之谜，但由此观察，三星堆文明受中原夏商文明的影响显而易见，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无疑义。新的考古发现也进一步证明，祭祀在古蜀国真正是一件不折不扣的大事，这正好与中华传统“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观念相切合。简而言之，三星堆的考古发现，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起源和发展脉络、灿烂成就的重要实物例证。

　　一顿丰盛的大餐，前边常常先上几道开胃小菜。三星堆的发现也是如此。从新华社报道中可以了解到，上世纪20年代，三星堆的神秘面纱，开始被揭开小小的一角。不过，那时候大家还只是为“广汉玉器”着迷，很少有人预料到，接下来会有惊世的考古发现。至1986年，考古工作者发掘了1、2号“祭祀坑”，出土珍贵文物1700余件，三星堆名扬天下。此次又在1、2号“祭祀坑”旁，新发现6个“祭祀坑”，目前已有珍贵文物数百件出土。相信随着考古发掘的推进，三星堆还会给大家带来更多沉甸甸的惊喜。

　　三星堆的考古发现，具有多重意义和价值。一是给古蜀文明正名。专家们认为，两次考古发现的成果，不仅有力驳斥了古代四川“蛮夷说”，也充分证明“外星文明说”确实是“想多了”。三星堆遗址发掘总领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唐飞表示，这些新发现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起源和发展脉络、灿烂成就的重要实物例证。

　　另有一重意义在于，展现了古蜀文明对祭祀的高度重视。专家认为，目前发现的8个“祭祀坑”，整体构成古蜀国的祭祀区，应该是古蜀王国专门用来祭祀天地、祖先，祈求国泰民安的场所。新发现的“祭祀坑”，大的约19平方米。这些“祭祀坑”连在一起，规模很是可观。出土的金面具、青铜神树、青铜尊等，都是引人注目的“大家伙”，被专家认为是用于祭祀的器物。最大的应该还是在1986年2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大立人”，人像高达1.8米，加上基座通高约2.6米，有专家认为，这是一代古蜀王的形象，既是君王又是群巫之长“大祭司”。总而言之，如此大的规模，如此高的规格，如此丰富多彩的祭仪礼器，足可见古蜀国是把祭祀看作一件国家大事的。即使今天想象一下，也会禁不住惊叹其场面的盛大。

　　对祭祀如此重视，当然并非古蜀国独有，历朝历代无不如此。“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句话，有的学者解释为“国家的大事，主要就在于祭祀和军事”，更多的学者认为，这里的“戎”是指军礼，“祀”和“戎”合在一起，实际还是强调的祭祀之礼。把祭祀列为“国之大事”，是因为古人认识到，通过学习并遵从祭祀之礼仪，对于个人修身、国君为政都具有非常特殊的重要意义。在各种典籍中，对此也有明确而丰富的记载。

　　例如，《礼记》中的《祭法》《祭义》祭统》等篇，详细记载了祭祀的意义、方法、制度等内容。如《祭统》开篇即说，“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后边又说“祭者，教之本也已”，格外凸显出祭祀的重要意义。《祭义》篇中提到，“天下之大教”有五，其中两个方面“祀乎明堂，所以教诸侯之孝也”“祀先贤于西学，所以教诸侯之德也”，也都与祭祀有关。

　　关于祭祀的重要性，孔子曾多方取譬，从多个角度阐述自己的观点。比如，宋国国君曾向孔子请教，如何能使国家长存，百姓得到有效治理，贤能人才自愿前来效力，孔子认为应该做好的事情中，就包括要“尊天敬鬼”。《孔子家语·贤君》篇还记载了另外一个小故事：鲁哀公问孔子，“我听说这么一件事，有个人忘事很严重，搬家的时候，竟然把妻子忘了带走，会有这种人吗？”孔子回答：“这还不算最严重的，最严重的，把自己都能忘了。”鲁哀公的好奇心被挑逗起来了，接着问：“这是什么情况？”其实，这是孔子设了一个小小的“圈套”，就等着他这一问，然后趁机教育他一番。孔子借题发挥，以夏桀最终国破身亡的事来举例子，从而告诫鲁哀公，夏桀之所以败亡，就是因为忘事严重到忘记了自身。孔子详细谈到了鲁哀公“忘了自身”的几个表现，包括“忘其圣祖之道，坏其典法，废其世祀，荒于淫乱，耽湎于酒”等，其中，废弃了世代相继的祭祀礼仪，是典型表现之一。孔子借此向鲁哀公说明，如果想要做一个贤君，需要反夏桀之道而行之，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重视“世祀”。

　　孔子认为，祭祀的关键在于心诚。鲁国人林放请教什么是“礼”的本原时，孔子曾谈到，“丧，与其易也，宁戚”，从这句话可见，孔子主张，丧祭之礼，与其铺张，宁可哀戚。这一点在《孔子家语》中也有类似表述。《孔子家语·六本》篇中记载，孔子认为，人立身行事能做到六大根本，才能成为君子，其中，“丧纪有礼矣，而哀为本”，就是说举办丧事要有礼节，而以尽哀情为根本。这一点，对后世影响也非常大，很多祭祀礼仪的演化，某些环节的增减和改变，往往会拿孔子这些方面的论述作为依据，其实一句话就能解释得通：心诚就可以了。

　　谈到祭祀，核心还是涉及生死的问题。子贡就曾经问过孔子：死者是有知觉呢，还是没有呢？孔子的回答非常经典：“吾欲言死者有知也，恐孝子顺孙妨生以送死也；欲言无知，恐不孝子孙弃而不葬也。”要说有知觉吧，担心那些孝子顺孙们会伤害自己的生命来葬送死者；要说没有知觉吧，又担心那些不孝子孙遗弃亲人而不葬。孔子最终对子贡意味深长地说：这件事不必今天急着弄清楚，以后你自己就知道了。这个小故事，体现了孔子的大智慧，也体现了儒家的生死观。

　　基于祭祀之礼的意义、制度等，古人的看法一直是具有辩证性。正如《礼记·祭义》篇所言，“祭不欲数，数则烦，烦则不敬。祭不欲疏，疏则怠，怠则忘”，这个观点其实也一直被接受和遵循。祭祀很重要，要依时而祭，但又要掌握好“度”，真正做到“慎终追远”。怎样理解“慎终追远”呢？按汉代经学家孔安国的解释，慎终，是指丧尽其哀；追远，则是指祭尽其敬。做到这两点，才是目的所在。

　　当前，三星堆的考古还在继续。随着考古发掘的不断推进，更多文物的出土会带来新的惊喜；随着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更多未解之谜会找到神秘的答案。面对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文化现场，我们的目光也有机会穿越久远的时光，去接近去打量历史的模样，去观察去感受那些从古到今的变与不变。

　　就祭祀而言，哪些变了？哪些没变？要说变化实在是太多了。比如，为了弘扬英烈精神、崇尚人民英雄，从国家层面上，制定英烈保护法，设立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在传统节日清明节期间，很多人通过“云追思”，缅怀先人，寄托哀思，沿海一些地方为实行海葬的亲人举行海上绿色公祭。变化是显而易见的，但变化的只是形式，其中的内涵没变，“慎终追远”的思想内核没变。这就是底蕴。这就是传承。（大众日报记者 于国鹏 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