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沟桥事变发生后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就发出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

　　也在这一天，中央书记处指示中共中央北方局：“不管日方将扩大为大规模战争或将暂时取外交压迫形式”，都要“坚决保卫平津保卫华北”，并“着手组织抗日义勇军，准备进行艰苦的游击战争”。

日本侵略军占领下的卢沟桥

　　8月1日，毛泽东、张闻天在关于红军作战的原则致周恩来等的电报中指出：我军应“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因此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只有如此才能发挥红军特长，给日寇以相当打击” 。初步确立了我军在抗战中的作战方针。

　　对于八路军的作战方针，毛泽东在9月21日给彭德怀的电报中明确指出：“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好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

　　11月8日，在太原失守的前一天，毛泽东致电八路军领导人，再次强调：“太原失守后，华北正规战争阶段基本结束，游击战争阶段开始。这一阶段游击战争将以八路军为主体，其他则附于八路军，这是华北总的形势。”因此，全民族抗战开始，中共中央就确立了坚持敌后游击战的基本方针。

　　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新四军之所以将游击战作为主要作战方式，从根本上讲是敌强我弱这一客观形势所决定的。同时，我国是大国，地域广大，日本虽是强敌但兵力有限，只可能占领城市与重要交通沿线，这就为八路军、新四军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提供了生机和发展空间。

平型关战斗中第115师某部的机枪阵地

　　众所周知，八路军挺进华北作战取得第一次大胜利是平型关战斗。1937年9月中旬，为了配合第二战区国民党军作战，阻滞日军的攻势，八路军总部命令第115师进至山西灵丘的平型关以西大营镇待机。

　　指挥平型关战斗的第115师师长林彪在战后总结说：“敌人确是有战斗力的，也可以说我们过去从北伐到苏维埃战争中还不曾碰过这样强的敌人。我所说的强，是说他们的步兵也有战斗力，能各自为战，虽打败负伤了亦有不肯缴枪的。战后只见战场上敌人尸骸遍野，却捉不着活的。敌人射击的准确，运动的隐蔽，部队的掌握，都颇见长。对此种敌人作战，如稍存轻敌观念，作浮躁行动，必易受损失。我们的部队仍不善作疏散队形之作战，特别是把敌人打坍后，大家拢在一团，喧嚷‘老乡，缴枪呀！’——其实，对日本人喊‘老乡缴枪’，不但他们不懂，而且他们也不是老乡——这种时候，伤兵往往很多。”

　　平型关战斗是典型的伏击战，八路军占据了绝对有利的地形，但在战斗中仍付出重大牺牲。日军第六兵站汽车队四五百人与八路军第343旅第686团反复争夺老爷庙高地，该团第3营第9连140人只幸存10余人，连排干部全部牺牲。副团长杨勇、营长邓克明身负重伤。

　　这场战斗的残酷由此可见一斑。平型关这样的战斗固然可以提振全国军民的抗战信心，但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如果始终采用这样的作战方式，这样若干次大的战斗下来，结果也就可想而知。

　　到达陕北的主力红军改编成八路军后，全军三个师，按编制每个师1.5万人，全军4.5万人，全军实际人数也与此不相上下。为了保卫陕甘宁边区，各师抽调一部分组成留守兵团，因此，改编之初开赴前线的每师估计在1万人左右。

　　例如，八路军第129师由原红四方面军改编而成。改编时，全师下辖两个旅，每旅下辖两个团，全师共1.3万人。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第385旅的第770团，师属炮兵营、辎重营、特务营、工兵营留防陕甘宁边区，开赴抗日前线的有9160余人。到1937年9月底，全师9367人，马445匹，骡90头；步枪3412支，马枪724支，自来得式枪529支，手枪93支，花机关枪3挺，重机枪29挺，轻机枪93挺，手机关枪72挺；另有迫击炮6门，刺刀55把；步马枪弹43012发，自来得枪弹2872发，手枪弹6051发，重机枪弹23222发，轻机枪弹27261发，冲锋枪弹310发；另有迫击炮67发，手榴弹203枚。

　　八路军其他各部队的人员装备也都大体差不多。至于由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而成的新四军，由于长期分散游击，刚刚集中之时装备恐怕还不如八路军。

　　由此可见，八路军用这样劣势的武器装备，根本无法与装备精良、训练有素且深受武士道毒害的日军展开大规模的阵地战，更不用说展开决战。林彪在关于平型关战斗的总结中特别提出：“在目前兵力与技术条件下，基本上应以在敌后袭击其后路为主。断敌后路是我们阻敌前进争取持久的最好方法。如经常集中大的兵力与敌作运动战，是不适宜的。”

八路军缴获的部分日军武器

　　挺进敌后建立根据地之后，虽然八路军、新四军得到了大的发展，但武器装备处于绝对劣势的情况并没有改变，唯有游击战才能在消灭敌人的同时保存自己。正如周恩来后来所说的：“在抗日战争时期，敌人装备好，我们只好上山，开展山地游击战。”

　　随着抗日战争的发展和八路军的战略展开，抗日游击战争的正确性不断得到验证。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以“战争的基本原则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为依据，全面系统阐述了游击战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地位。

　　文章指出，中国既不是小国，又不像苏联，是一个大而弱的国家。这一个大而弱的国家被一个小而强的国家所攻击，因此抗日游击战争主要的不是在内线配合正规军的战役作战，而是在外线单独作战，不是小规模的而是大规模的，抗日游击战争虽然在整个抗日战争中仍然处于辅助的地位，但是必须放在战略观点上加以考察。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会址——延安桥儿沟天主堂。新华社发

　　在1938年11月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全国抗战开始后，人民军队面临的敌人是新的，即日本帝国主义，友军是过去的敌人国民党（它对我们仍然怀着敌意），战场是地域广大的华北（暂时的我军正面，但不久就会变为长期的敌人后方）。

　　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必须把过去的正规军和运动战，转变成为游击军（说的是分散使用，不是说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和游击战，才能同敌情和任务相符合”。“这一转变关系于整个抗日战争的坚持、发展和胜利，关系于中国共产党的前途非常之大，只要想一想抗日游击战争在中国民族解放命运上的历史意义，就会知道的。中国的抗日游击战争，就其特殊的广大性和长期性说来，不但在东方是空前的，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也可能是空前的。”

　　毛泽东从战略地位强调了游击战的重要性，这对促进抗日游击战争的迅猛发展起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