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敦金

　　曾经未必最美好,却是人生最难忘。

　　这些天,我和妻子王凤一直被一些事情感动着,眼泪止不住地掉落了好几次。这样动情,这般落泪,事出有因,关乎心情。新年元旦,难得的几天闲暇,我与妻子将我援藏期间来往的电报、信件以及家人、同学、同事、朋友的信件,又全部整理并仔细阅读了一遍。

　　翻看着穿越时光的一封封书信,心底最柔软的部位被深深触动。我心潮起伏,激情澎湃,宛如回到当年的援藏岁月。这些纸页泛黄的电报、信件,书写着密密麻麻的文字,承载着绵绵长长的牵挂。

　　读之,我再度深刻体会到领导、同事、亲友们尤其是妻子对我的关心和关爱；再度深刻体会到家人尤其是妻子对我的理解与包容。离家时光久,相思日夜长。我和妻子像每一对寻常夫妻一样,在这些鸿雁传书中经历了期盼与煎熬、幸福与痛苦、喜悦与争吵。

　　读之,我再度深刻感悟到领导、同学、同事们对我的鼓励和支持。这些跨越高原的鸿雁传书,成为我当年克服重重困难,把异乡当故乡,圆满完成三年援藏任务的行动支撑和精神动力。

　　一

　　1994年7月20日至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制定了“分片负责、对口支援、定期轮换”的援藏工作新方针。

　　在党中央、国务院统一部署下,全国各省市开始对西藏实施对口支援。除了进行援建项目以外,开始定期选派援藏党员干部到西藏工作,实行三年轮换制。山东省和上海市对口支援西藏日喀则地区,淄博市对口支援日喀则地区昂仁县,援藏工作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1995年4月,已经是中共预备党员的我,在听到党中央和省、市委号召后,立即向组织提交了长达5页的援藏申请书,申请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经受锻炼和考验。

　　此次援藏的党员干部,有着严格的选派条件。经过自愿报名、严格体检、组织考察,我有幸成为淄博市首批援藏干部之一,从淄博市委政法委调研科副科长工作岗位,选派到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地区昂仁县,进行为期3年的援藏工作。我先是担任昂仁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正科级),后来组织又任命我担任昂仁县人民政府办公室主任。

　　1995年进藏时的昂仁县城

　　现在的昂仁县全景图　王兵　摄

　　二

　　我们淄博市首批援藏干部,于1995年5月20日到达西藏拉萨贡嘎机场。一走下飞机,我们就受到了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常务副主席杨传堂(山东老乡)和藏族干部、群众的热烈欢迎。

　　在拉萨贡嘎机场汇合后,我们山东援藏干部和上海援藏干部,组成了50多辆越野车的庞大车队前往日喀则。

　　日喀则,藏语意思是“土质最好的庄园”。

　　西藏的风景干净、清澈得使人见之忘俗。我坐在越野车上,沿途欣赏着窗外风景,对目的地日喀则充满了期待。我们到达日喀则时已是下午5点多,日喀则地委、行署的领导和藏族群众手捧洁白的哈达和香甜的青稞酒,以载歌载舞的仪式欢迎我们的到来。

　　我们每一个人都被深深感染,心中充满了激情和信心。到达地区招待所后,从未有过的高原反应悄然来临。当天下午到晚上,我们开始出现不同程度的高原反应症状:有的人头痛欲裂、呼吸困难,有的人呕吐不止、嘴唇发紫。济南市一名援藏干部高原反应强烈,引发重度肺水肿。高原肺水肿,是能够引发生命危险的病症。地委、行署领导和带队领导当机立断,迅速安排他当天晚上乘坐飞机紧急返回,这样山东首批援藏干部当年实际在藏工作的成了46名。

　　1996年7月,作者全家在西藏昂仁县合影。

　　我和昂仁县委副书记翟乃利同志,也出现了强烈的高原反应:头疼得感觉就要涨开,心跳加速,嘴唇发紫,走路无力,无法入睡。看到我俩这种情况,经过组织慎重研究,决定安排我俩到日喀则地区人民医院治疗休整,先不到昂仁县去,因为那里的海拔比日喀则更高。就这样,我俩到地区医院治疗休整,李勇副县长、赵立军副主任、于克诲局长三名援藏干部,在淄博援藏干部带队、昂仁县委书记黄希俭的带领下,继续向平均海拔4500米的昂仁县城进发。

　　这期间,为了让家人放心,我俩到邮局发了封违心的电报,这也是进藏后发给家里的第一封电报,内容是我已平安到达昂仁县,请放心。实际是我俩掉队在地区医院住院治疗,并未到达昂仁县。

　　经过一周左右的治疗休整,我们感觉到身体状况已经可以适应高原气候,便坚决要求赴昂仁县开展工作。当年6月3日,我俩在日喀则行署副专员、山东援藏干部总带队王书坚,淄博有线电视台记者梁冬花、吕明浩的陪同下顺利到达昂仁县城。这时,我又给妻子发了“已于6月3日平安到达昂仁,请放心”的内容重复的电报。

　　我终于克服高原环境的考验,赶上了援藏队伍并立刻投入工作。

　　6月底,在我入党预备期满后,昂仁县政府办公室党支部党员大会通过了我的入党转正申请,我正式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当年在西藏昂仁县的宿舍外景

　　三

　　进藏之前,我对西藏知之甚少,特别是如何应对高原反应,没有一点常识和经验。进藏后,面对严重的高原反应,我的心里升腾起一种从未有过的悲壮情绪,很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决绝激昂。

　　后来,随着进藏、出藏次数增多,这种壮烈的感觉也就慢慢消散。虽然不再时时悲壮,但是我对高原反应仍然是心有余悸。我以亲身体会、真实经历,总结高原反应如同人生“炼狱”,是那种“生不如死”的感觉,难以用语言和文字准确表达。科学实验表明,人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静静躺卧,心脏承受的压力相当于平常搬运工一天劳作的负荷。

　　离家的时候,有关西藏的介绍中说,西藏啥都有,啥都不缺。我们这些山东男子汉,平日里陪同家人逛商场都懒得买东西,一个人去“啥都有,啥都不缺”的地方,还带什么东西呀!经过妻子再三地劝说,我只带上了2斤海米和2斤花生米。

　　在日喀则地区人民医院休整期间,我们吃的是病号饭。所谓的病号饭,就是糗了很久的面条,桶里还带着浓浓的酥油味。初来乍到很不习惯,我俩一闻到酥油味就想吐。躺在病床上,我就不由得怀念起淄博的铁山香肠等家乡美味食品来,后来我到昂仁县城后给妻子发了封“速寄铁山香肠若干”的电报。

　　到达昂仁县城以后,最稀缺的除了氧气就是蔬菜。稀缺到什么程度?稀缺到买一把菠菜、割一块豆腐、吃一根油条,都要开车跑到217公里外的日喀则。当年我们留在县里的6名援藏干部,谁要是到日喀则出差,除了完成正常工作之外,首要任务就是购买蔬菜。前来昂仁县的领导和同志们,谁要是能够捎来一筐蔬菜,就是送给我们的最珍贵礼物了。

　　有一个周末,我们实在是没有什么蔬菜可吃了。有人出去打了一只野兔子,大家担心野兔子肉寄生着毛囊虫。毛囊虫会引发感染,必须慎重对待。为了填饱肚子,我们通过举手表决的方式讨论“野兔子问题”。大家一致决定,用高压锅煮熟再吃。一直煮了40多分钟,最后连汤带水地吃下。

　　昂仁县城没有浴池澡堂,也没有理发店。洗澡、理发这些日常生活所需,都要跑到日喀则解决。谁要是到日喀则和拉萨开会、出差,那可算得上一个美差。起码能够顺便洗洗澡、理理发,还可以吃上油条、喝上豆浆。

　　穷则思变,艰苦的生活环境逼迫着我们开始“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我们全员上阵,开垦荒地,在院子里栽种了蔬菜,3人一组轮流做饭。谁家寄来了好吃的,都拿出来共享。山遥水远,家里寄来的都是真空包装食品,吃得多了,也没有了味觉。

　　在高原工作和生活,最大的困难是寂寞。西藏天高云淡,光照充足,在相同的时刻,家乡已经是夜色深深,高原却是太阳高悬,离天黑还早。

　　工作之余,我们除了聊天、看电视之外,没有其他娱乐活动。

　　缺氧导致失眠,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只能靠吃“安定”入睡。我粗略估算了一下,3年下来,竟然吃了将近300片“安定”。

　　高原生活条件差,生病是常有的事情。好好的一个人,经常出现各种不适症状。有时候会头痛,有时候会流鼻血。县城的医疗条件十分简陋,医疗技术也相对落后。我曾经因为感冒打吊瓶回血过多,不得不去地区医院治疗。后来,我们总结援藏三年的生活状态:吃饱没吃饱不知道,睡着没睡着不知道,长病不长病不知道。

　　作者与妻子的往来信件

　　四

　　当年的雪域高原,交通和通讯条件比较落后。我们去乡镇调研,最远的乡镇距离县城360公里。有的地方,根本就没有道路。司机完全是凭感觉开车,有时候是从河滩上走,有时候是从冰雪里走。一到晚上伸手不见五指,根本不敢行车。每次下乡都要半个月左右,还必须带足方便面,保证不被饿着。

　　县城与乡里、村里没有任何通讯设施,联系都是靠捎信。不像现在,网络信号已经覆盖全西藏,手机、互联网都能用,微信、视频聊天快捷便利。

　　记得县里每年要召开一次三级干部大会,会议通知要提前一个月由乡里来县城办事的卡车司机捎回去,再由乡里通知村里。然后在开会之前,用卡车把参加会议的干部们拉到县城里来；开完会以后,再用卡车把大家送回去。来来回回开一个会,少说也得忙活一个半月的时间。如果遇到暴风雪等自然灾害,县城与乡村交通中断,别说是人员到达,就算是口信也捎不出去。县城机关只有四位数的小型交换机,没有与外界联系的程控电话。县邮电局倒是有一部卫星电话,可以通过亚洲2号通讯卫星通话,但是通话时断时续效果很差。

　　三年援藏期间,我们对外联系只有三种方式:一是发电报,二是写信,三是打卫星电话。发电报是明码电报,分“加急”“普通”两类,按等级和字数收费。写信分“快信”“平信”,“快信”10天左右到达,邮票很贵；“平信”一个月左右到达,邮票便宜。打卫星电话得排队,而且队伍很长。每逢周末休息,邮局一开门我就过去排队。好不容易轮到我了,电话拨半天也拨不通。站着拨电话累了,干脆抱着电话机坐在地上拨。好歹拨通电话了,说不了几句话就会断线,只好退到一边,让给后边排队的人打。

　　鉴于这种情况,我们刚入藏的时候,一般选择发电报和写信这两种方式与家里联系。电报言简意赅,写信随意表达。随着援藏时间延长,高原缺氧另外的症状显现出来——头脑发蒙,记忆力减退。一些简单的字怎么也想不起来,只好临时查字典。我记得有一位援藏干部写信,蒙得连查字典也忘记了。写好的家信发出去,家人收到以后含着眼泪乐了:“这是让我填空吗?”

　　我从事文字工作多年,有足以自傲的文字功底,所以,发出的电报既简明扼要又好懂好记。我给妻子发的电报中还有一个被演绎了的故事,至今说起来还令人忍俊不禁:当年我们单位集资建房,要求交付集资款项。妻子不知道我家存折放在哪里,便给我发来一封电报:“咱家存折在哪里?”收到电报以后,我马上回电:“咱家存折在**处。”过了两天,我又收到妻子的电报,内容更简单:“存折密码是多少?”我立刻回复:“存折密码是******。”这一下可好,搞得满世界都知道了俺家放存折的地方和存折的密码。

　　既然是演绎,不免会夸张。幸亏有一直保存的电报底稿证明,才澄清了此事三分之一属于虚构。

　　妻子在回信中附上了女儿的画。

　　五

　　三年中,目前能找到的我和家人、领导、同事、同学淄博西藏间的电报往来17封,信件往来72封。其中,有我父亲写给我的亲笔信一封,妻子从淄博发到昂仁县的电报6封、来信21封,我从西藏发给妻子的电报9封、去信16封,兄弟姐妹从淄博发到昂仁县的来信5封,亲戚从淄博发到昂仁县的来信16封,领导、同事从淄博发到昂仁县的来信5封,同学、朋友从淄博、潍坊等地发到昂仁县的来信8封,我的省委党校老师、淄博老乡、时任周村区副区长的李传章从周村发到昂仁县的电报1封,同时和我一起援藏的于克诲从桓台县发到昂仁县的电报1封。从来电、来信的内容看,共同之处就是字里行间都充满了对我在藏生活和工作的关心和希望,体现了领导、家人、同学、朋友对身在青藏高原、世界屋脊上工作的我以及全体援藏干部的支持和厚爱。尤其是我和妻子之间的书信往来,从内容上看,既有关心关爱,又有支持帮助；既有花前月下、卿卿我我,又有吵吵闹闹、别别扭扭。从称呼上看,我对妻子的称呼有好几种:亲爱的凤、亲爱的小风、亲爱的阿凤、亲爱的小妹、凤、王凤等,落款多为“想念你的金”等。妻子对我的称呼也有好几种:亲爱的、亲爱的金、亲爱的金子、敦金等,落款多为“想念你的凤”等。从字数来看,我给妻子的信最少2页,最多5页；妻子给我的信最少2页,最多6页,足见妻子的用心和用情。

　　当年在西藏,在雪域高原,在昂仁,这些跨越高原的电报和信件是我每时每刻都期盼着的,也是我们夫妻俩思想、感情交流的唯一载体。当年读了一遍又一遍,现在再次读来更有意味,既加深了我们夫妻之间的感情,也使我更加明白了她当年既要工作又独自一人带着孩子撑起这个家的辛苦和不易,援藏军功章里确实应该有她的一半。

　　家书的历史十分悠久,当与家人离开了一定的距离,就产生了传递信息和情感的需求。像人类文明早期的口信、结绳通信、符号通信、树叶通信、击鼓通信等,应该就是家书的早期形态。文字产生以后,世界各地出现了泥板家书、简牍家书、绢帛家书、布质家书、羊皮纸家书、纸质家书等各种载体的文字书信。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文字书信以其内容的丰富性、传递的便捷性、保存的可靠性,成为人类文明的珍贵遗产,绵延数千年,为人际交往增添了辽阔深远的想象空间,同时也为记录人类历史提供了真实可靠的原始档案。

　　时光荏苒,20世纪90年代以来,手机、电子邮件、短信、微信等新的通信方式汹涌而来,它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了传统家书的领地。家书很快退出了历史舞台,所承载的历史与亲情的双重记忆已渐行渐远,但作为家书寄寓的历史、亲情、文学、道德、礼仪、艺术等丰富内涵却历久弥新,愈加珍贵。

　　援藏整三年,家书抵万金。现在回过头来重温当年的援藏岁月,重读当年这些跨越高原的家书,是不是更有意义呢?

　　回忆往昔,不为怀旧时光,不为追慕岁月,而是缅怀青春热血,希冀永葆初心。

　　曾经的美好或者不美好,可以自我感知,可以任由评判。往昔如此难忘,因为那是生命中非同一般的经历和磨炼。

　　珍惜珍重珍爱,凝结我心永恒。

　　2021年3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