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政

　　清末民初是中国历史进程中最为特殊的一段时期，当时的中华大地正在经历着“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局动荡，政权更替，社会变革，文化重塑。语言和社会是一个共变体，随着社会的剧烈变动，中国社会的主要语言——汉语也迅速发生了变化。尤为明显的是，本时期汉语中出现了大量“一义多形”的词汇现象。

　　所谓“一义多形”，即一种意义对应多种语言形式，如“斑点/班点、净土/干净土、苟延残喘/残喘苟延”，每组词汇虽然形体结构不同，但指向共同的意义，在语言交际中可以互换。“一义多形”实质上是清末民初汉语处于过渡和无序性状态的直接反映，即规范化的民族共同语尚未最终形成，标准化的语言形式还未完全定型。这一时期“一义多形”现象的表现方式多元而复杂，归纳来说，主要体现在语素颠倒、语素替换、语素羡余、语素重置四个方面。

　　语素颠倒。与印欧语系不同，汉语的很多语素活动能力较强，位置灵活多变。相同的语素在构词时，位置可以颠倒而意义基本相同，从而造成“一义多形”。从语言的层级单位看，可以是词语构词语素位置的颠倒，如“东亚/亚东、昨日/日昨、倚仗/仗倚、应酬/酬应、介绍/绍介、人民/民人”等；也可以是成语构词语素位置的颠倒，如“海枯石烂/石烂海枯、飞黄腾达/腾达飞黄、张冠李戴/李戴张冠、马到成功/功成马到、蛛丝马迹/马迹蛛丝、夫唱妇随/妇随夫唱”等。

　　语素替换。用某个语素替换原词中的已有语素以创造新词，而新词与原词之间在意义上并无差别，从而带来“一义多形”。从新旧语素的关系看，可以是同近义语素的替换，新旧语素在语义上构成同义、近义关系，如“打仗/打战、祖传/祖遗、守财奴/守钱奴、虚荣心/虚誉心、盖世无双/盖世无两、别出心裁/独出心裁”等；可以是同谐音语素的替换，新旧语素在语音上构成同音、谐音关系，如“翻译/繙译、倡议/唱议、莫斯科/墨斯科、叫花子/叫化子、恼羞成怒/老羞成怒、齐心协力/齐心竭力”等；也可以是任意语素的替换，新旧语素在形音义方面不存在任何联系，如“说谎/造谎、蛊惑/摇惑、在劫难逃/在数难逃、心花怒放/心花开放、得心应手/随心应手、千钧一发/千钧一线”等。

　　语素羡余。羡余是指在原有语言形式的基础上，通过增添语素的手段构制新词。新增添的语素称为羡余语素，它的出现并不改变词汇意义。清末民初时期，羡余现象普遍存在，羡余前后的词汇单位并存于语言系统之中，从而产生“一义多形”。从羡余语素所处位置看，可以是居首型语素的羡余，羡余语素位于羡余后词汇的首部，如“宿舍/寄宿舍、轮船/火轮船、战场/打战场、舞会/跳舞会、生意人/做生意人、风水先生/看风水先生”等；可以是居中型语素的羡余，羡余语素位于羡余后词汇的中部，如“火车/火轮车、赌场/赌博场、股票/股分票、地图/地球图、飞机/飞行机、销场/销货场”；也可以是居尾型语素的羡余，羡余语素位于羡余后词汇的尾部，如“小说/小说书、巡警/巡警兵、领事/领事官、小学/小学堂、鸦片/鸦片烟、咖啡/咖啡茶”等。

　　语素重置。在某一词汇已产生并得到使用的前提下，根据交际和表达的需要，将其重置为语素全异的另一个词，但意义不发生变化，重置前后的词汇单位同时存在、交替使用，从而形成“一义多形”。从语言的来源看，可以是本土语言雅正书面语和俗语口语之间的重置，即将典雅、正统的书面语词重置为更适应民间群体表达需求的俗语词、口语词，如“产婆/收生姥姥、望远镜/千里眼、油绢灯/气死风、火柴/取灯儿、律师/牵牛人、奉承/烧财神”等；也可以是外来语言音译词和意译词之间的重置，即将完全音译的词汇形式重置为更符合汉民族使用习惯的意译形式，如“伯理玺天德/总统、德律风/电话、基葛兰/千克、哀的美敦书/最后通牒、康白度/买办、赛因斯/科学”等。

　　清末民初汉语中如此之多的“一义多形”，并不是偶然无规律的发生。这一现象的出现，既受语言自身发展规律的影响，又与清末民初的社会发展、文化背景等密切相关，是语言内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从语言内部因素看，词汇是一个运动着的整体，永远处于变化和发展之中。汉语词汇的发展主要体现为旧词的消亡和新词的产生，词汇的这种新陈代谢，是一个复杂的渐变过程。汉语语素具有极大的灵活性，通过语素的颠倒、替换、羡余、重置，对语言材料进行重新排列整合，在这个过程中，众多的新词得以产生，但短期内语言的自我净化和自我规范难以完成，因而催生了大量的“一义多形”。

　　从语言外部因素看，文白演变和语言接触是“一义多形”的直接推动器。清末民初处于文言向白话转变的关键时期，文白转型广泛而深刻地影响了汉语的语言形式，如“民人、加添、酬应、峻严、苦辛”等就是从古代汉语沿用下来的文言词，它们通过语素颠倒成为“人民、添加、应酬、严峻、辛苦”等白话词，在语言的动态应用中交替并存。近代中日之间语言交流密切，一大批日语词汇通过翻译引介输入到汉语中，如汉语的“舞会”在日语里被说成“舞踏会”，“飞机”被说成“飞行机”，“无赖”被说成“无赖汉”，受其影响和作用，汉语中也出现了为数不少的羡余现象。

　　清末民初是汉语发展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成系统成类聚的“一义多形”的词汇现象，说明当时的汉语语言系统不仅尚未稳定下来，而且正在发生剧烈变化。这种剧变，即“一义多形”的杂乱无序状态，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才演变为一义一形，或以一义一形为主。不可否认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最终形成提供了各种必备条件。政治、经济、文化的空前统一，汉语规范化工作的蓬勃展开，大大推动了汉民族共同语的发展，汉语语言系统逐渐得到了稳定。从这一角度出发，将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期定为现代汉语的最后形成时间是比较合理妥当的。

　　（作者系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