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网·海报新闻 通讯员 李冬梅 淄博报道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也是李玉公诞辰100周年。作为一名老党员，无论是在八路军山东纵队四支队，还是在地方建设中，李玉公始终没有忘记初心，他那种对党对人民对国家忠诚、热爱、任劳任怨的品德，将永远在后代人的身上传承。近日，李玉公的女儿写了一篇四千余字的文章，只为了纪念父亲，也为了将他不忘初心的党员精神传承下去。

　　我的父亲－李玉公

　　我父亲叫李玉公，生于一九二一年五月二日，出生在莱芜县常庄乡南峪村，是抗日战争时期鲁中革命斗争的中心根据地；徂徕山起义、黑铁山起义等革命力量最后都云集到这一带的山区得以保存、发展、壮大，形成了八路军山东纵队。

　　1930年1月始，父亲进入本村由进步人士开办的学堂读书，1933年辍学务农，由于当时那一带处在激烈的革命斗争氛围中，对父亲的心灵影响很深，他于1940年5月参加了革命队伍。当时八路军山东纵队刚刚进行完第3期整军，廖容标的山东纵队四支队就在邻村驻扎，急需战斗保障人员，父亲参军后被分配到八路军山东纵队四支队军医处，担任了看护员，从此开始了艰苦的革命战争生涯。

　　一、意外脱险

　　父亲在军医处埋头工作，冒死救护伤员，于1941年6月10日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8月转为中共正式党员。1941年8月至1942年2月八路军山东纵队进行了第5期整军，主要是进行了整编、扩军。当时南峪村西南面山沟里驻有八路军的重要兵工厂，八路军山东纵队四支队改编为泰山军区，以保护兵工厂作为主要任务，军医一所改编为泰山医院，父亲任卫生员。

　　由于八路军兵工厂的存在，已经成为日本鬼子的心病，敌人采取了一切手段想搞清楚兵工厂的确切位置，都一无所获，徒劳无功，便展开了对这一带的疯狂扫荡，并制造了惨无人道的“南峪惨案，这更加激起了这一带军民的愤慨，我军开展了运动战、游击战与敌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让敌人吃了不少苦头。有一次，部队刚刚做好饭准备吃的时候，突然侦查人员来报，鬼子一队人马直扑过来，须立即转移，随即部队紧急正面阻击敌人，掩护司令部和医院向南、向西两个方向撤离。

　　由于事发突然，部队撤离时显的有些混乱加之敌我势力悬殊，狙击敌人的部队交火近一个小时后也分两部分撒离了。在转移的过程中父亲的腿受伤了，行走困难而掉队了，敌人又追的很急，情急之下，父亲一瘸一拐地跑进了就近的村里，看见有户人家敞着大门，便闯了进去，屋里一位五十多岁的妇女跑出来看他穿着八路军衣服，便说“快跟我来，你看你，这还了得，鬼子就在后面了”，她利落地拖起一个梯子竖在了她摊煎饼屋子上面的一个“燕屋子”（虚棚）上，托着父亲的屁股就把他推了上去，嘱咐他赶快藏好，父亲顾不得那又黑又脏的环境，缩到了一个边角上，梯子还没来得及挪走，就听到院子里响起了“八个牙路，八个牙路”的叫声，鬼子追来了，父亲屛住呼吸，心想这回可完了，自己死是正当，因为自己是当兵的，不应该连累人家这位好心人。正在这时一个鬼子噔噔噔爬上了梯子，向里面瞅了瞅，反正从外面向里看什么也看不清，只是漆黑，正在这时，院子外面响起了哨子声，鬼子也没有多看便爬下梯子，哇啦哇啦跑出了院子。敌人走后待了一会，这位妇女跑到大门外看了一圈，急呼呼地跑回来喊到：“你这位同志赶快下来，趁着鬼子走了，赶快跑吧；“说着，她塞给了父亲一点干粮，把父亲送出了大门找部队去了。

　　解放后，父亲曾两次去寻找当年救他的这位恩人，由于当时是战时，事情又发生的很紧张，记忆不是很清晰，两次寻找未果，后来由于各种原因愿望终未实现。

　　二、参加接应张敬焘的战斗

　　1938年至1943年，博山的革命斗争在廖容标的支持下，在张敬焘的组织下，搞的如火如荼，革命气氛空前高涨，先后培养组织了十几名先进青年积极分子参加了廖容标的四支队，还感化、教育，改造改编了博山地区的十几支道会门武装加入到了廖容标的四支队，如四支队的后防二营就是由这些人组成的。

　　中共博山县委的工作受到了廖容标司令员的高度赞扬，也受到了上级的高度重视，在省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省城的许多进步人士和青年学生经常来博山考察学习。一次，又有十几个青年学生到博山想見到张敬焘，根据当时敌特形势，廖容标司令员和中共博山县委的同志都建议张敬焘不要前去会面，但张敬焘执意要去，他认为这是宣传抗日主张，鼓动抗日士气，宣传鲁中抗日根据地和博山地区革命斗争大好形势的好时机，最后廖容标司令员同意了张敬焘的意见，同时还就危险化解和护卫事宜做了指示。

　　张敬焘回博山城与青年学生会面的地点就定在大街的家中，因为对周围环境熟悉，万一有情况，有利于撤离。部队派了6人作为护卫小组陪同张敬焘前去博山，其中就有我父亲。

　　1942年底到1943年初，八路军山东纵队与华野115师合署办公，原泰山军分区改为鲁中军分区，四支队改为四旅，在四旅成立了博山独立营，我父亲在独立营任卫生员，当时在上下瓦泉村驻扎。6人小组到达博山后做了布署，三人陪同张敬焘前去会面地点，做好警戒，随机行事，确保张敬焘的安全；另三人理伏在小顶山北麓红门处瞭望接应，一有情况及时发现。果不其然，在会面接近结束时，敌伪从大街北部和东边两面向张家院子包剿过来，张敬焘获息后，快速疏散了青年学生，然后向大街南头撤离，后面敌人紧追的枪声大作，张敬焘和三名护卫边跑边还击，冲出了大街向孝妇河西岸奔去，这时红门处的三名战士一齐射击，敌人摸不清情况，未敢继续追击，只是在大街南头射击。张敬焘他们四人与小顶山北麓的三人会合后翻过了小顶山回到了驻地。

　　三、参加铲除汉奸孙理的行动

　　1944年是抗日战争相持阶段最艰难的时刻。鲁中抗日根据地由于日伪的反复扫荡，烧杀抢掠和洗劫，斗争环境变的异常艰难，一些前几年由中共博山县委做思想工作、被统战到鲁中军分区四支队的原国民党和敌伪人员，受不了长期在大山里游击转战缺衣少粮的煎熬，便逃离了部队，有的甚至又回到了日伪的队伍，出卖情报，干起了杀害共产党员和八路军四支队战士的勾当，其中博山城的孙理便是典型的例子。

　　孙理原来是国民党博山城里地方武装的小头目，住在博山城里，生活富足。日本鬼子入侵山东后，中共博山县委地下工作人员反复做工作，加之全国抗日浪潮的压力，他答应参加了八路军。来到了四支队，日本鬼子进住博山城后对他家也没怎么着，他便偷偷逃回了家中给鬼与做起了事。后来，因有些事上与日本人弄的很不愉快，他找到了地下党联系人又回到了八路军部队。在抗日战争进入最困苦的时期后，他受不了那个苦，最终叛逃回博山城里，充当了日本人的一条狗，带领日伪军袭击清剿八路军和中共博山县委，给部队和党组织造成了不小的危害，于是四支队领导决定铲除这个汉奸，拔掉这颗钉子。

　　1944年夏天，廖容标司令员把清除孙理的任务交给了四旅十二团二营，因为这个营博山人多，对地理环境熟悉。我父亲当时在二营四连任卫生员。部队成立3个由十二人组成的小分队，父亲是其中一员。小分队做了充分准备，一日下午，从南部山区沿着僻静的小路天黑之前来到了博山城西南的小顶山树林中潜伏，对博山城区的情况进行观望，行动定在午夜后两点钟夜深人静，人疲入睡之时。进入后半夜后，博山城里平静如常，根据先前侦察到的孙理宅子周围子情况，行动小组分成两部分，四人前去执行铲除任务，其中，两人进入院内屋内执行击毙任务，两人在院子外伺机行动，另外六人理伏在大街南头河底下接应，父亲便在此其中。

　　前去执行铲除任务的四人来到孙理前门一看，大门又大又厚，不可能从大门进去，看了一圈周围，院墙高大光滑，墙上还扣有墙头瓦，爬墙也进不去，房子的外窗又高又小，也不可能爬进去，正在发愁的时候发现猪圈处留有一个向外扔粪的孔，长方形，一个人能爬进去，里面有块木板挡着；有个队员用手轻轻推了推没有推动，又试了几下都不行，这时，另一个队员小声说：“用力往上推试试”，果然木板移动了，底下显出了一道缝隙，另一个队员从底下伸进手去摸到了顶木板的木棍，慢慢移动后拿掉了木板，战们兴奋不已，两人顶上枪膛便钻了进去，蹑手蹑脚地来到了正房东间，看到孙理床边下的蚊香还着着，人四仰八杈的躺在床上睡的正香，两个队员细看了一下确定就是孙理其人，两人同时举起了枪，一个对准脑袋，一个对准胸口，同时连开两枪，迅速跑回了圈（juàn)里，枪声一响，东西厢房的敌人立马冲了出来朝着大门就开枪，院子外面的两名队员立即进行了还击，此时在圈（juan)里的两名队员趁机钻了出来，喊了声“撤”，四人便边打边跑向大街南头奔去，敌人在后面紧追不舍，到了大街南头与接应的会合后，边还击边撤，一气跑上了小顶山，敌人追出大街后放了一阵冷枪便回去了。小分队十人圆满完成了任务回到了部队，受到了部队领导的表扬。

　　四、心中牢记初心，参加地方建设

　　父亲1944年至1946年在鲁中军分区一所任看护长，1946年至1947年在八路军山东军区四师博山指挥部任医助，1947年至1948年在军区教导营任医助，1948年由于腿伤感染入住野战医院治疗，未能随军南下。1951年由于腿伤致残转业到732厂医院（山东机器厂）任医生，1956年至1964年在淄川陶瓷厂任保健站主任，1964年至1973年在淄博市委党校任校医，1980年在淄博市良庄园艺场离休。

　　父亲不论在哪个单位，哪个岗位都競競业业，认真负责，热心为群众服务；从来不向组织讲条件谈待遇，无论是在陶瓷厂还是在党校、“五七”干校、良庄园艺场，不论是白天还是黑夜，不管是职工还是周围群众，只要有需求就尽心服务，经常是背着出诊箱跑来跑去，成了群众心中很有名气的“李大夫”。

　　1973年市委党校恢复，党校的人员分期分批从“五、七”干校（良庄园艺场）返回市委党校（张店），父亲向组织上报告留在良庄园艺场，很多人不理解，当时的党校校长王茂辉三番五次到家中做工作，希望父亲领着全家回到市委党校，父亲还是谢绝了，他表示：自己孩子多，家属又没有工作，去市委党校后又是生活又是孩子就业，肯定会给组织添麻烦，如果在良庄园艺场，农林性质的单位，有困点难自己就能解决了。自此，我们姊妹就业工作无一人求组织托熟人。1977年40%的调整工资名额，当时按文件规定确定父亲涨一级工资，最后在党支部会上研究时（父亲是班子成员），父亲把这个名额让了出来，他说自己的工资不低了，比比死去的战友已经够享福的了，把这级工资给工资低的同志吧。

　　父亲对待工作总是有一股无怨无悔、认真扎实、积极向上的热情。每年秋天的苹果采摘季节，父亲也和年轻人一样忙的废寝忘食，用小推车每次都是装满六筐向果场运送，弄的场领导郭鸿昌书记不得不一再提醒：“李大夫，老李呀，你可不是年轻人了，要注重身体”，父亲一边擦着汗一边笑着说没事，身体还行。有一年，父亲还被评为市里的工作积极分子，受到了表彰。

　　父亲是个忠诚实在的厚道人，是一个始终没有忘记初心的共产党员。他的品德对我们姊妹们的成长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父亲虽然离开我们32年了，但父亲那种对党对人民对国家忠诚、热爱、任劳任怨的品德，永远在后代人的身上传承，在不忘初心，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更具深刻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