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代表、编剧蒋胜男建议，取消国家公务员报考35岁以下的年龄限制。她说，35岁是一个人做事业最好的黄金年华，也正处在一个艰难的人生阶段，上有老下有小。很多35岁以上者在二次就业时遇到年龄歧视。不应该有这种歧视。最重要的是看人的能力和认真工作的态度。

　　其实，招聘考试限“35岁以下”，并不只是出现在公务员招考中，许多国有企业招聘，也常常设“35岁”年限门槛。

　　设置“35岁”年限门槛，有市场原因。据教育部数据，2020年应届高校毕业生有874万；2021年我国高校毕业生人数将达到909万人，首次突破900万人；到2022年，我国高校毕业生人数将超过1000万人。公务员和国企招考，基本都是从高校毕业生中招人，充足的高校毕业生“供给”，选择大有余地，设限“35岁”基本能满足工作需求。

　　当然，劳动力市场也在逐渐发生变化。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我国劳动力人口数量自2012年出现拐点，2012年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首次减少了345万，此后逐年下降，2011～2020年绝对减少近3000万。

　　劳动力人口数量下降背后是人口老龄化。3月8日，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胡祖才表示，预计“十四五”时期我国将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一般情况下，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超过20%为中度老龄化。

　　人口红利在逐渐减弱，但人才红利还在增长，这就是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现状。在这一背景下，有一个过去未曾有过的现象：“知识青年”开始面对“知识中年”和“知识老年”的职场竞争，这也是建议取消“35岁以下”门槛的根本原因。

　　我国高考1977年恢复后，随着高校招生规模的逐渐加大，“知识青年”的数量不断递增，但在上世纪八九十年和本世纪初期，因为历史的原因，大多数中年人和老年人没有上过大学，专业知识有限，他们和“年富力强”的“知识青年”基本形不成职场竞争关系。但这一状况到了2010年左右逐渐改变，一大批具有高学历和实践经验的“中年人”甚至“老年人”在职场中十分活跃。

　　在科技和医疗卫生等领域，有“越老越吃香”的现象，一些四五十岁的大学教授，身体健康，成果丰硕，跳槽不难。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有的跳槽已经不单纯是改变生存环境，而只是想增加一些人生体验。比如，有些人干了半辈子教师，想去企业闯荡闯荡，或者体验一下公务员工作；有的则在一个城市待长了，想到另外一个城市换换感觉。

　　“学习—工作—再学习—再工作”的现象出现。有些人年轻时学历可能不高，像“北大保安”考本科考研究生现象，但通过不断学习提高自己，有了改变自己命运的新台阶；有些人本科或硕士毕业，工作也不错，但有一天又到高校深造，直至读博士，但他们毕业时年龄不少超过了“35岁”。

　　随着老龄化的深化，体力劳动的“年龄观念”也在变化。如今，四五十岁的人在农业和建筑业，已经是“最年轻的群体”，比如在餐饮业等服务业也出现大量中老年服务生。 也就是说，在社会的各个领域，许多行业，“35岁以上”人员和“35岁以下”人员同台竞争的“大势”已成，这也给社会招考提出新课题。

　　从道理上讲，一个人的年龄和能力没有必然的对应关系。年轻不等于人才，年老未必不是人才。年轻人有自己的长处也有自己的短处，中老年人有自己的短处也有自己的长处。一些院士，八九十岁了还奋斗在科研一线，他们除了身体不灵便，讲学术科研能力，很多年轻人是比不上的。

　　因此，招聘设置年龄门槛，事实上以年龄门槛阻挡了一部分中老年人工作能力的发挥，而这些中老年人，在工作能力上可能并不弱于甚至强于很多“知识青年”，招考设置“35岁”年限门槛，实际上是一种机会上的不公平。

　　从法律上讲，改变“35岁以下”招聘门槛，也不存在障碍，恰恰是设定就业年龄上限本身不符合法律原则。我国《公务员法》涉及年龄的只有一条规定：“年满十八周岁”，因此设置“35岁”年限门槛并无法律依据。我国《就业促进法》第三条规定：“劳动者依法享有平等就业和自主择业的权利。”年龄歧视，侵害了平等就业权。

　　当然，我国平等就业的法规内涵还不够细致。《就业促进法》中规定：劳动者就业，不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等不同而受歧视。年龄歧视，违反“平等就业”原则精神，但没有明确列入，而且法规对违反就业平等原则的行为，也缺乏明确的惩戒措施。

　　市场总是变化的，但法律必须维护社会公平，在劳动力总量和结构深刻变化的今天，我们需要更多的“平等就业”，扩大年龄上限可以成为一种途径。

　　（大众日报客户端记者 周学泽 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