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厚勤

　　腊月二十八，仍在单位坚守着。但是我知道，老家的父母已经在等着我的电话，说一句准话，哪天回老家过年。

　　城里没有鞭炮声催人，但年味已经撩心，回家的渴望越来越强烈了。

　　这一天晚上，餐厅人稀了很多。我与大Z对坐用餐，他问我：你老家拜年磕头么？

　　我说磕啊。

　　他说我就不喜欢磕头，要是改为鞠躬就好了。

　　我问为什么，他说磕头太麻烦，还不卫生。

　　不曾想，春节假期中间，网络上发起一场关于磕头的舆论风暴。

　　过年开班第一天，同样是晚上，我和大Z在餐厅相遇。我说，年前我们刚说到磕头的习俗，没想到春节期间就发生了汹涌的舆论攻击。

　　大Z问我，你过年磕头了吗？

　　我磕了。除了去年因为疫情没回老家过年，每年过年都要回老家，每个大年初一的早上都要给一些长辈磕头拜年。

　　我的老家在山东济宁的农村，济宁是孔子、孟子、曾子的老家，难免会让人想到礼节重。而事实是，济宁的城里人拜年是不磕头的，磕头只在农村存在。

　　春节磕头与下跪，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后者多为可悲可恨之人的求饶，丧失的是最后的尊严；前者是感恩，与握手、鞠躬一样，本质是一种礼节，一种仪式感。不过中国人膝下有黄金，磕头是最隆重的仪式感了。

　　四十多年前，我的爷爷带领一家老小闯关东，我便出生在黑龙江。我三岁的时候，我们一家回到济宁老家，从此与我的爷爷奶奶、叔叔姑姑几十年未见一面。我的爷爷奶奶相继在东北去世，埋在异乡的黑土地里。前几年一个春节前夕，我跟父亲说，我带你去东北吧，去给我爷爷奶奶磕个头。

　　父亲觉得来回要花不少钱，说不去。我说，去吧，这一辈子也去不了几次了。

　　我爷爷奶奶去世的时候，我父亲都是在很多天后收到叔叔的来信，他都没有去，但我知道他偷偷哭到失声。

　　那个年关，我和父亲踏着大兴安岭厚厚的积雪，走了很远的路来到爷爷奶奶的坟前。我们在坟前跪下，烧纸，告诉二老:不孝的子孙来看你们了……

　　安眠在地下的，是我的祖先，是我家族的根，是我的来处。

　　中国人讲究逝者为大，但凡遇到极重要的事，都不会忘记告慰逝去的祖先。大年三十，一年里最喜庆的时候，父亲都会在堂屋的桌上供上祖先的牌位，以及我爷爷奶奶的遗像。

　　那些牌位上的字还是我初中时用毛笔写的，近三十年过去，红纸看上去依然鲜红。我甚至不知道它们平时被放在哪里，可见父母是无比珍视的。

　　一夜鞭炮声此起彼伏，人们无论睡得多晚，都会在大年初一的凌晨早早起来。邻里相互拜年，并不说新年快乐，甚至不说过年好，而是问一句：您起得早吧？

　　对方会说：起得早。你也起得早吧？

　　大年初一起得早，就是最好的兆头，也是一个人应有的生活态度。

　　堂屋正中，祖上的牌位前，铺上一张凉席，是为来磕头的人准备的。凌晨四点多，水饺端上饭桌。我跟弟弟说：咱给爸妈磕个头吧。弟弟已经端起了碗，说算了吧。

　　我带着妻子和孩子跪在席上，先给祖上磕三个头，又跟父亲母亲分别磕了一个头。一年到头，一大家人难得团聚，在这个时刻，让我无比珍惜这浓浓亲情，也更怀念祖先。跟祖先的牌位磕头，其实是想跟他们说说话。

　　我的父母从没过过生日，他们更不过父亲节、母亲节，我平日里从来跟他们说不出甜蜜的话，大年初一的早上，我给他们磕个头，既是感谢他们养育之恩，也是这个儿子对他们最深的爱的表达。

　　弟弟一家没有磕。他们生活在老家，素来孝顺，对父母的照顾远远比我多。对此，我非常理解。我磕头，有对父母的感激和愧疚；他们不磕，却尽到了孝心。

　　吃完水饺之后，我跟父亲说，我去磕头啊。

　　父亲说：你还去吗？

　　我说，去。

　　父亲说，那你就去这五六家就行了。

　　天未破晓，我走进一些老街的胡同，到几家本家去磕头。磕头是老家人拜年的方式，尽管拜年不仅是磕头。到了那些长辈家，先跟供奉的牌位磕头，再跟长辈磕。

　　进门的问候语仍是：大娘大爷起得早吧？

　　说着就在凉席上跪下。

　　大爷大娘就说：算了吧，别磕了。

　　话刚说完，人已经磕完站起来了。

　　主家让烟让瓜子糖果，开始寒暄过得都好吧。

　　村上修了硬化路面，安装了路灯，盖起一些小楼，变化是极大的。磕头拜年是逐渐式微的传统的习俗了，然而我对这是支持的。磕头不只是串门寒暄，相互祝福，更是邻里之间尊重友好的表现啊。

　　一个村上的人，即便是不同姓氏，也都有个辈分。这个姓蔡的叫那个姓吴的叔，那个姓梁的叫这个姓丁的哥，都是明确的。不同姓氏的人也会去磕头，一是给年龄大的长辈磕头（一般年龄大的人不给比他年龄小而辈分高的人磕头），二是给这位长辈家里的牌位磕头。

　　这一天，任何人走进你的家，大家都是和颜悦色，友好热情的。他们给你的祖上磕个头，是对你的家族的尊重，而没有任何讨好之意。因此，即便以往有过矛盾，如果人家来了，也一定要笑脸相迎。

　　老家的人也很少串门，只有大年初一的早上，才有机会走进很多家院子，施以最高礼节，说一些吉利的话。

　　春节拜年磕头，其实是以敬自己的祖上的礼节，敬别人的祖上及长辈。这种磕头，没有一丝献媚，却有十分敬意。

　　我去了十来家，有一些老街的老胡同里，石头盖成的老屋住着哪家老人已经印象模糊。我还去了本家的大哥家，除了给他家里供着的先辈牌位磕头，我还给他两口磕了头。

　　我们是平辈，本来是不该磕头的。但是我们两家关系比较近，他年龄比我父亲小不太多，从小把我当小孩看待，也就成了我唯一磕头的平辈了。

　　社会文明的进步，重要的是包容性和多样性。你不能把西方人的吻面礼视为不雅，不能把泸沽湖的走婚当做放纵，也应该接受身边走过一个穿长衫的男人。

　　春节给长辈磕头，其实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事，这种习俗正在消退。谁说消失的就一定是糟粕呢？少数存在又有何不妥呢？

　　我的头磕在精神的原乡，磕给生命的来处，在这里，我的身体是柔软的；离开这里，没有人能使我行磕头之礼，我的骨头是硬邦邦的。

　　老家邻村走出一位高官，十里八乡都流传着他回乡的故事，说他许多年才回一次老家，车到村口，他会让司机停下，他穿着布鞋进村，见到认识的老人就让烟。

　　有人跟我聊起此事，我想这并不能说明他为官清廉，只是可见他对家乡的深情，对故土的敬畏。

　　对我来说，故乡的黄土埋着我的祖先，故乡的水养育了我，那里有我永远走不出的依恋。某日当我再难回乡，老村再也没有让我磕头的人，人生该是多么荒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