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3日，教育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介绍，2021年春季学期，教育部将指导各地着力强化中小学学生作业管理。各地各校要完善作业管理办法，加强学科组、年级组作业统筹，严格按照规定控制作业总量。

　　面对一些地方学生作业负担过重的现实，发布会对学生作业问题十分关注：要切实提高作业设计质量，确保作业难度水平符合学生实际，不得超过课标要求等等。

　　这不是教育部第一次关注作业问题。2013年8月22日至29日，教育部就《小学生减负十条规定》公开向公众征求第一次意见。当年9月5日，《小学生减负十条规定》在做了相应修改后第二次向公众征求意见，经过修改后确定：一至三年级不留书面家庭作业，四至六年级要将每天书面家庭作业总量控制在1小时之内。

　　当时，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续梅表示：“近年来，在各地的努力下，小学生减负工作取得了积极进展，但在一些地方，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问题仍然比较严重。”这句话那时适用，现在是不是仍然适用？回答是肯定的，否则教育部不会强调“严格按照规定控制作业总量”——这也反映出一个问题：一些地方“课业负担过重问题”，在这么长的时间内，没有改善，因此教育部这次又出面制定更具体的管理措施。

　　严格管理确实有效。几位在一线城市工作的朋友说，当地学校“一至三年级不留书面家庭作业”执行得较好，确实不留作业了，以至于有些家长担心这样是不是影响孩子学习。但作业问题在全国各地也面临执行不均衡的问题。

　　作为一位小学生的家长，笔者对作业问题有深刻的体验，过去高中才出现的“题海战术”如今在小学就出现了，每天作业耗时过多，有时做到晚上很晚。如果不对作业背后的深层次问题细细解剖，并付之以有针对性的举措和坚持不懈的努力，“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问题仍然比较严重”恐怕仍会成为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

　　解决作业问题，笔者想起陆游的一句诗，陆游在《示子遹》中说：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作业问题，就像学作诗一样，就作业解决作业，可能会一时见效，但长期起效就比较困难。

　　解决作业负担过重，需要解决作业之外的问题：教育功利化。2019年2月24日，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清华大学教授李学勤辞世，他被誉为“百科全书”式的学人，在甲骨学、青铜器及铭文、战国文字、简帛学等领域均有重要建树。李学勤不止一次地对当前中国的教育系统深感忧患，他说中国教育的最大问题，就是太功利。

　　李学勤说的“教育太功利”，集中反思为“功利化教育培养出功利的人”，这是从大方向来说的，其实，学生作业多，背后也存在功利问题。

　　一是需要反思教育考核制度机制。有些学校不执行教育部的作业布置规定，大量布置作业，目的当然是提高学习成绩。提高学习成绩，从学校来说，可以提高学校的名望；从教师来说，也往往是自己职业晋升的阶梯。有一位“高考状元”曾和笔者说，当年他高中红榜之后，他的初中班主任，居然立刻被提拔为中学校长。

　　近些年，各地对禁止宣传“高考状元”和升学率，2月19日教育部又发布了《2021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规定“考生成绩只能提供给考生本人及有关投档高校，不得向考生所在的中学提供；严禁各地政府、学校、培训机构以高考成绩为标准奖励教师和学生。”但长期形成的“积习”“惯性”打破并不容易，形成新的考核导向也有一个过程。比如，有的教学成绩突出的老师也会形成疑问：如果不以学习成绩论高下，难道要让教育成绩差的教师晋升职务和职称？

　　在近些年素质教育的宣传实践中，也常常出现将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对立起来的倾向，但其实应试本身也是素质的一部分，这就涉及怎么对学校和教师队伍建立科学考核制度的问题。复旦大学特聘教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葛剑雄就说：一方面大家都在讲素质教育，但另一方面又觉得素质教育行不通。减负讲了多少年，甚至教育部也发了文，但是这“负”减得了吗？

　　二是家庭教育问题。不爱孩子的家长很少，但是爱孩子的家长，不一定没有功利性，至于满脑子对孩子充满“利用”观点的家长也不是没有。

　　《你好，李焕英》影片中年轻的李焕英说：“我未来的女儿，只要她健康快乐就行了。”说这句话的家长很多，但如果只是“健康快乐”，而学习成绩一团糟，恐怕现实中保持淡定的家长也不多，毕竟学习成绩确实影响一个人的就业以及人生诸方面。正因为如此，有些学校给学生布置作业少，有些家长反而首先不乐意。

　　三是社会的不良“成功学”问题。这些年，社会上出现很多不健康的“成功学”，核心还是围绕利益，只要能名利双收，缺少起码的顾忌。比如有一个开发商曾在一所大学演讲中说：“什么清华大北大，不如胆子大。什么哈佛耶鲁，不如你自己敢闯。” 学校是社会的一部分，社会上不良的利益导向对学校生活也产生很大的影响。

　　整体来看，作业的功利化问题，成因比较复杂，学校、家长和社会等都有责任。学生需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智”是学生很重要的素质，也是科教强国的重要凭借。重视学生成绩并不意味着一定功利化，我们反对的是将学生成绩作为实现功利的手段的行为，但课业负担过重的显示告诉我们，“重视学生成绩”和“作业量”之间有一个并不容易把握的平衡点，极易出现因为“重视学生成绩”而增加“作业量”的问题，而且其中往往夹杂复杂的现实功利问题，这是需要警惕的。毕竟，从小学就陷入“题海战术”，不利于学生的健康成长，僵化的模式化思维也不利于培养创新思维，更难解决“钱学森之问”。

　　（大众日报客户端记者 周学泽 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