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地过年带来“新民俗” 未来的年还可以怎么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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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随笔】
刚刚过去的牛年春节,很多人都响应“就地过年”倡议,没有返回老家。在新闻报道里,机场、火车站和汽车站略显冷清,旅客人数完全无法与往年春运相提并论。统计数据也显示,2021年2月1日至7日,全国迁徙规模相比2020年和2019年农历同期均大幅下降,春运的客流量也比前几年大幅下降。
春运冷清的另一面,是大中城市里的新年异常热闹。京沪等城市以往过年状如“空城”,但今年春节期间,公园、游乐场、餐馆到处都客流如云,春节档电影票房更是创下新纪录。就地过年也催生一些新民俗,比如“网购式拜年”“抱团过年”“搭伙过年”“本地深度游”等。
疫情是一个偶然性因素,但春运式微却可视为某种历史性必然。一个偶然性因素,把一种历史性的必然远景,突然就摆在了人们面前:随着城市化加速和深化,越来越多人将扎根城市,哪怕是过年,或许也不必再舟车劳顿,返回遥远故乡。
春运主力军是进城务工人员和“初代移民”(从农村或中小城市迁徙到大中城市工作生活的第一代人)。他们在农村或中小城市出生成长,对那片土地和乡民深怀感情。每到年底,心里一份情感羁绊越发割舍不下。况且,他们的父母或者子女还留守在老家,“回家过年”的召唤深情而热切,哪怕穿越千山万水,他们都要回到父母子女身边。
然而,这样一代人毕竟属于历史范畴。随着城市落户政策逐步放开,更多进城务工人员家庭将扎根城市,留守儿童有望逐渐成为历史。随着父母一代渐次亡故,“初代移民”与农村老家之间的情感纽带也会淡化。到了“初代移民”的子女一代,老家变成了“祖籍”,“寻根问祖”热情难再。更进一步说,在经济发展阶段,越来越多人口聚集在大中城市生活,农村人口占比则持续降低,这在全球范围内都是一种规律性的趋势。
城乡人口结构的变化,呼唤传统年俗的文化转型。旧有年俗,说到底属于乡土中国的范畴。所以农村的年味比城市浓烈,越是乡土气息浓重的地区,年味就越浓烈。传统春节是家的节日,血缘、亲缘得以重申强化,“家”超越名词意义,成为深刻的生命体验。传统春节还是时间的节日。在农耕文明时代,万物萧瑟、冰封雪飘的寒冬走到尽头,孕育万物的春天重临大地,这样的时刻值得欢庆。大中城市更加现代化的社会形态和文明形态,迥然有别于乡土中国。家和时间,在城市生活里都发生了变化:大家庭衰落,核心家庭崛起,亲属关系疏离淡漠;城市工作生活的时间节奏,也甚少受到大自然物候影响。传统年俗,似乎已经无以附丽。
进城之后,年怎么过?这恐怕是未来二三十年,在充分城市化进程中,需要不断探索实践、总结提炼的问题。今年就地过年的人们提前开始了这种探索。“网购式拜年”可以视为传统送礼拜年习俗的网络版、异地版,“抱团过年”“搭伙过年”则像在陌生人社会、非血缘非亲缘社会里,对于家庭团聚的一种替代。它们既具备传统年俗的基因,又蕴含了新技术、新经济、新型人际关系和生活方式的元素。当然,这种探索远未成熟,更远未定型。
在现代社会里如何传承、扬弃传统文化?这是今天需要解答的一个整体性问题。年俗是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因此年俗的传承和扬弃,成为问题的焦点所在。也许现在还很难给出答案,毕竟事关移风易俗,需要长期的探索创新、群众实践、经验积累、总结提炼乃至理论建构。但在此过程中可以明确一点,那就是应该保持文化的自信和文化的自觉。
(作者:封寿炎,系媒体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