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最后一天的黄昏时分，一排白色巴士驶入约旦河西岸城市拉马拉。车上载着110余名刚获释的巴勒斯坦囚犯，以色列用他们来交换三名被扣押在加沙的人质。

　　49岁的扎卡利亚·祖贝迪是最受瞩目的获释者。他曾是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武装派别的领导人。在以色列的叙事中，扎卡利亚是双手沾满鲜血的极端分子；而在巴勒斯坦，他是坚持抗争的勇士。

　　扎卡利亚的脸上有大片爆炸留下的伤痕，这让他的眉眼看上去仿佛笼罩在一团黑云之中。灰色狱服下的瘦削身体有九处枪伤，其中一处导致他一条腿短了一截，走路明显跛行。面对车外欢呼的人群，他抬高双手，比出胜利的手势。这位曾用一把勺子挖通隧道越狱的传奇人物，再次挣脱了牢笼。

　　剑拔弩张的停火

　　扎卡利亚的获释时间，比原计划晚了几个小时。在此之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释放了3名以色列人质。

　　1月31日，以色列与哈马斯进行停火协议生效以来的第三次人质与囚犯交换。当天上午，在加沙北部的贾巴利亚，释放女兵阿加姆·伯格的过程进行得很顺利。然而，下午在南部汗尤尼斯举行的人质交接仪式，一度濒临失控。

　　汗尤尼斯的人质交接点设在前哈马斯领导人叶海亚·辛瓦尔的故居废墟前。这位越境袭击以色列、绑架人质的“主谋”，已在去年10月被以色列国防军击毙。仪式现场人群涌动，旗帜飘扬。自停火开始以来，哈马斯一直将释放仪式当作“政治表演的舞台”，以显示在经历15个月的激烈战斗后，该组织仍并未被消灭，且有能力继续控制加沙。

　　当蒙面武装分子押解着29岁的平民人质阿贝尔·耶胡达走向接她回家的红十字会车辆时，围观人群如铁桶般围拢过来。在推搡中，瘦骨嶙峋的阿贝尔佝偻着背，眼睛左右打量，看起来相当惊恐。当实时画面传回以色列时，人质家属紧张地捂住了嘴。

　　阿贝尔据信是最后一位在世的女性平民人质。根据协议内容，她原本应该在更早的交换中被释放。

　　2023年11月，在埃及、卡塔尔和美国的调解下，哈马斯与以色列达成了首次人质换囚停火协议。在停火期间，约有105名人质获释，主要是妇女和儿童。作为交换，以色列释放了240名被关押在以色列监狱的巴勒斯坦妇女和青少年囚犯。如果谈判顺利，停火期限将延长，阿贝尔很可能会被列入交换名单。但谈判在第七天破裂，战争重新爆发。在接下来的十几个月里，尽管斡旋方多次努力，新协议的谈判均告失败。

　　以色列的批评者认为，内塔尼亚胡在谈判每次接近成功时都刻意破坏，以避免极右翼盟友辞职。因为一旦政府垮台，内塔尼亚胡本人的政治生命基本宣告终结，且将在三起腐败案件中面临更大的法律风险。

　　1月19日生效的停火协议，与2023年7月内塔尼亚胡拒签的草案基本相同。促使他和哈马斯达成协议的最大变量，是美国的政府更迭。

　　自2024年美国大选以来，特朗普反复强调停止加沙战争、释放人质的必要性，甚至威胁说如果他的要求得不到满足就要“打开地狱之门”。在以色列，许多人将此解读为对哈马斯的威胁，但内塔尼亚胡可能也从中读到了对自己的警告。到2024年12月底，特朗普和拜登就加沙问题达成了共识：两届政府将共同努力在1月20日前实现停火。1月中旬，协议签署，并在特朗普就职前一天生效。

　　这场停火已经迟到了太久。截至1月19日协议生效时，251名被劫人质中，仍有约97名人质被扣押在加沙，其中超过30人据信已经死亡。在15个月的战争中，以色列军方仅成功解救了8名人质，占总数的3%。而超过35具人质遗体在加沙的废墟中被发现，一些人质被以色列国防军误杀，还有一些遭哈马斯处决。在加沙，超4.5万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中丧生。

　　根据最新的停火协议，第一阶段停火将持续42天。在此期间，哈马斯应分批释放33名人质，以色列则将释放1500多名巴勒斯坦囚犯，其中包括200多名无期徒刑重犯。除此之外，协议还要求以军在六周内从加沙中部的安全走廊及南部边境的费城走廊撤军。2月的第三个星期，双方将就停火协议第二阶段展开谈判。斡旋方希望协议能解救更多人质，并为战争的全面结束铺平道路。

　　阿贝尔被延迟释放，以及她获释时的混乱，险些导致停火协议提前失效。内塔尼亚胡威胁要暂缓释放巴勒斯坦囚犯，而以色列极右翼财政部长贝扎勒·斯莫特里奇则批评说，以色列为这份“糟糕的协议”付出了“沉重而可怕的代价”，哈马斯仍活跃在加沙街头，以色列有必要重返战争。

　　让人暂时松了一口气的是，随着阿贝尔最终平安回家，内塔尼亚胡在几小时后做出了让步。而扎卡利亚也得以与家人团聚。在此后的两轮人质囚犯交换中，哈马斯在交接仪式现场设立了宽阔的警戒区，并加快了仪式进程，避免了此前的混乱。截至2月8日，以色列和哈马斯在新协议框架下，进行了5次人质囚犯交换。哈马斯释放了21名人质，以色列释放了766名巴勒斯坦囚犯。

　　但这场“交易”始终笼罩在剑拔弩张的阴影之下。

　　第5轮交换当天，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发表声明称，由于当天获释的3名人质状况不佳，且哈马斯屡屡犯下罪行，将采取必要措施，阻止事态继续恶化。另一边，哈马斯政治局成员巴塞姆·纳伊姆表示，以色列在协议实施过程中“拖延与缺乏承诺”，推迟向加沙地带运送食品、药品、帐篷等物资，并不顾停火协议，持续在加沙杀害巴勒斯坦人。纳伊姆警告说，“协议可能会因此停止或崩溃”。2月10日，哈马斯表示，由于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该组织将推迟第6批人质释放，直到以方遵守协议。内塔尼亚胡则回应说，如果哈马斯不在2月15日按时归还人质，停火协议将终止，直到该组织最终被击败。

　　1月31日，在拉马拉迎接获释囚犯的人群中，有扎卡利亚39岁的妻子阿拉。她的喜悦中夹杂着痛楚：去年9月，他们21岁的儿子穆罕默德在一次以色列无人机对杰宁难民营的袭击中丧生。以色列军方称，穆罕默德是一名“重要的恐怖分子”。

1月31日，在约旦河西岸拉马拉，获释的扎卡利亚·祖贝迪被人群高高举起。来源：法新社视频截图

　　阿拉对《纽约时报》表示，自从儿子死后，她每天都会去他的坟上看看，直到去年12月中旬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开始打击“杰宁旅”为止。

　　自2021年组建以来，跨派系武装联盟“杰宁旅”在约旦河西岸策划了多起针对以色列人的袭击。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试图彻底铲除该联盟，以此提升其在西方的信誉，同时防止以色列军队以此为由，在约旦河西岸发动更大规模的破坏性军事行动。

　　然而，就在加沙停火协议生效后不久，杰宁难民营及其周边城镇就遭到以色列军队的大规模入侵。2月9日，巴勒斯坦官员表示，以色列多日来的军事打击，已经“彻底摧毁了杰宁难民营”，超过2万居民流离失所。

　　扎卡利亚的叔叔贾迈勒对英国《卫报》表示，鉴于目前形势十分严峻，扎卡利亚可能还无法回到家乡杰宁。“由于入侵和难民营内发生的悲剧，我们无法举行庆祝。”

　　“杰宁的统治者”

　　扎卡利亚的故事，始于杰宁难民营的石头剧场。

　　20世纪80年代末巴勒斯坦第一次大起义之际，来自以色列的和平活动家阿尔娜·梅尔-哈米斯在难民营发起了一系列戏剧项目，希望用艺术疗愈暴力的创伤，并促进巴勒斯坦人与以色列人的相互理解。

　　巴勒斯坦妇人萨米拉将家里的一层楼借给石头剧场做排演场地，她12岁的儿子扎卡利亚则加入剧团，成为一名小演员。萨米拉和刚刚因癌症过世的丈夫都相信，巴以和平是可以实现的。

　　在剧团的时光是扎卡利亚一生中最快乐的时期。他梦想长大后成为一名专业演员，扮演罗密欧。然而，命运的转折来得猝不及防。

　　13岁那年，扎卡利亚因为向以色列士兵投掷石块挨了枪击，从此双腿不齐，只能跛脚走路。一年多后，他又因为向以军投掷燃烧瓶被捕入狱，获刑四年。

　　《奥斯陆协议》的签署，让扎卡利亚得以提前获释。他在17岁那年加入了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安全部队，但不到一年后，就因不满机构内部的腐败和裙带关系而辞职。此后，他在以色列的建筑工地打过“黑工”，又在杰宁做了几年卡车司机，直到21世纪初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爆发。

　　困在巴以的暴力循环中，阿尔娜抱有美好愿景的戏剧项目，还是难以避免历史的重演。剧团许多小演员在长大后加入了各种武装组织对抗以色列的占领，还有人成为自杀式袭击者。据扎卡利亚自述，他在2001年末走上了武装抵抗之路，在一位好友被杀后，他学会了制作炸弹。

　　2002年春天，杰宁的一名武装分子在以色列实施自杀式袭击，导致29人死亡后，以色列军队入侵了难民营。扎卡利亚的母亲萨米拉和兄弟塔哈死于以色列的枪口，阿尔娜的剧场也被夷平。

　　让扎卡利亚更感到绝望的，是以色列和平阵营的沉默。“我的母亲将剧团成员当作客人款待，每天为他们做饭。他们却没有一个人打电话说对我家人的死感到遗憾。”扎卡利亚在2006年向英国《泰晤士报》的记者控诉道。他说，这让自己对以色列左翼失去信心，而当失去希望时，“你的选择就变得有限了”。

　　多位至亲身亡后，在阿克萨烈士旅，扎卡利亚迅速晋升，到2002年11月时，已成为该旅的负责人。虽然这支武装隶属法塔赫，但法塔赫领导人从未能对该旅实施有效控制。当时以色列媒体形容，扎卡利亚才是“杰宁事实上的统治者”。

　　剧场与战场

　　巴勒斯坦总统阿拉法特在2004年去世时，法塔赫内部的路线斗争已达到白热化。以现任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为首的一派，寻求解散法塔赫的武装派系，以此开启与以色列的政治对话和和平进程；而另一派则坚持继续武装斗争，以求解放。斗争派的成员要么被杀，要么被捕，要么被边缘化。其中，法塔赫另一武装组织坦齐姆（Tanzim）的领导人马尔万·巴尔古提在2002年被以色列逮捕，至今仍被关押。尽管身陷囹圄，但巴尔古提长期仍是巴勒斯坦民调中最受欢迎的总统人选。迄今为止的人质换囚犯谈判中，以色列均拒绝将巴尔古提纳入释放者名单。

　　第二次大起义前后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高层的斗争，令扎卡利亚感到绝望。“当兄弟之间兵戎相见时，首要之事就是放下武器，思考我们为何会走到这一步。”他在2006年的一次采访中说道。

　　在扎卡利亚思想发生波动的时期，自由剧场诞生了。这是他与阿尔娜的儿子朱利亚诺联合创立的项目，承袭了石头剧场的理念。“如果这些武器背后没有价值观和政治，没有真诚的领导，没有解放的理念，那我就不想再战斗下去。我们必须从零开始培养这种领导力，而最好的方式就是通过艺术。”扎卡利亚曾如此向朱利亚诺阐述过自己的想法。

　　自由剧场最早的作品是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农场》。剧目上演之际，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安全部队与以色列军队加强了合作。这种局势激起了民众对巴勒斯坦当局的强烈不满。在自由剧场的改编版本中，巴勒斯坦领导层被刻画为对以色列妥协的合作者，并成为取代旧压迫者的新压迫者。自由剧场的作品一直保持着这种犀利的风格，观众与日俱增，其原创剧目还漂洋过海登上了西方国家的舞台。

　　剧场开张一年后，以色列向包括扎卡利亚在内的数名阿克萨烈士旅成员提供特赦，以换取他们向法塔赫缴械投降。“我停止了武装抵抗，以便给政治谈判一个机会。这就是我获得特赦的原因。”扎卡利亚在一次采访中如此解释自己的决定。2007年后，放下武器的扎卡利亚加入法塔赫革命委员会，专注于政治活动。

　　在接受《自由剧场：巴勒斯坦的文化抵抗》一书作者采访时，扎卡利亚指出，武装抵抗与文化抵抗并不对立，两者关系实际是不可分割的。他认为，文化抵抗战线的战士，要“诠释并批判”武装、宗教和政治等各种形式的抵抗，而一切抵抗都应围绕着文化抵抗，因为“没有文化洞察就无法理解这场斗争”。

　　不过，扎卡利亚放下武器后，危机并没有解除。在以色列军队和定居者愈发咄咄逼人、认同武装斗争是唯一出路的巴勒斯坦激进分子越来越多的背景下，剧场成了双方共同的靶子。2011年4月，朱利亚诺在剧院外被一名蒙面杀手枪杀，此人至今仍未被缉拿归案，有传言凶手与哈马斯有关。2023年12月，以色列国防军突袭自由剧场，逮捕了多名工作人员，其中一人至今仍被关押在以色列监狱。

　　2011年，以色列政府撤销了四年前对扎卡利亚的赦免。次年，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未经指控就将他拘留了数月，他在狱中绝食抗议。2019年，以色列再次逮捕扎卡利亚，称他重新参与武装活动，但相关指控至今未得到正式判决。两年后，扎卡利亚策划了一次大胆的越狱行动，与5名巴勒斯坦囚犯挖掘了一条长约30米的地下隧道，从以色列最高警戒级别的监狱逃脱。当时坊间流传，他们出逃的工具是一把勺子。这次越狱，进一步巩固了扎卡利亚在巴勒斯坦人心中的斗士形象。当时许多人手持勺子来到街上，庆祝他的出逃。

　　入狱前，扎卡利亚正在比尔宰特大学攻读硕士学位。他在狱中撰写的论文《猎人与龙：1968—2018年巴勒斯坦处境下的逃亡》，探讨了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从麦加到麦地那的迁徙，并将其与巴勒斯坦现实相对照。这篇论文被认为是扎卡利亚对其武装斗争生涯的隐喻性反思，他将自己比作龙，在经过漫长不懈的追逐后，最终战胜了猎人。

　　经历2023年12月以色列的突袭后，扎卡利亚的自由剧场前途未卜。他的叔叔贾迈勒告诉《卫报》，如果局势能够平静下来，剧院可能会在扎卡里亚回归后恢复活动。

　　（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