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下旬，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山东社会科学院、山东大学的专家教授召开论证会，对位于沂蒙山腹地的东安古城及周边遗迹进行了现场考察，听取了相关单位的汇报，经充分讨论，专家组形成一致意见，确认位于沂源县东里镇的东安古城是一座具有5000年文明史、3000多年城建史的重要遗址。

　　在专家确认的四条意见中，有一条是：“初步确定东安古城是春秋时期纪国的浮来邑，战国时期齐国的盖邑，秦汉时期盖城和盖县治所，魏晋至隋代东安郡治所在地。”其中，对于东安古城是“战国时期齐国的盖邑，秦汉时期盖城和盖县治所”的认定，让专家联想到商奄古城的确认。

　　“商奄”就是“商盖”。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任相宏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徐龙国等专家学者表示，东安古城出土“盖侯马久”的烙马印，从战国到秦汉这里一直叫“盖”，同时结合有关史料，认为东安古城和“商盖也即商奄”有紧密的联系，东安古城“盖”的称谓沿袭于商盖（奄）。

　　“奄”为“商朝七都”之一。笔者查阅由春秋时期晋国史官和战国时期魏国史官所作的编年体通史《竹书纪年》中商有“七都”，分别是：“成汤十八年癸亥，王即位居亳”、商王仲丁“自亳迁于嚣”、河甲“自嚣迁于相”、祖乙“自相迁于耿”、祖乙“居庇”、南庚“自庇迁于奄”、“商侯迁于殷”。其中奄作为商朝的国都，历南庚、阳甲两代，盘庚在将都城迁往殷都之前，还在奄待了三年，也就是说奄地历经了三位商王。

　　梳理“商朝七都”，可以发现，“七都”中除了耿都在今天山西河津且只待了一年之外，其余六都有四都在今天的河南，两都在今天的山东。其中郑州商城出土有“亳”“亳丘（即亳墟）”字样的战国陶文，说明战国人认为这里是亳都。商嚣都，在今郑州市中原区石佛镇（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石佛办事处）小双桥村。商相都，在今河南内黄东南。商庇都，在今山东郓城北、范县东南。商奄都，公认在山东范围，直到今次学者专家考证和东安古城存在紧密关联。最后盘庚由奄迁于蒙，号之曰殷，即今河南安阳市西北小屯村及其周围（今河南安阳小屯）。殷作为商都凡273年（后期的约五十年帝乙、帝辛常居离宫朝歌，今河南淇县）。

　　“六都有四都在今天的河南，两都在今天的山东。”基本圈定了商王朝主要政治活动范围，也为探源商人起源提供了可靠的地域指向。2023年8月10日至12日，殷商探源与豫东考古暨三代文明学术研讨会在商丘举行，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方辉曾表示：“豫东、鲁西地区是殷商探源的重要区域。”此前，也有很多学者主张，“商族的发祥地在鲁西南、豫东商丘一带”（杨亚长《试论商族的起源与先商文化》）。

　　关于商都屡迁，学界有各种解说，如有水患说、游牧说、游农说、去奢行简说、军事需要说、政治需要说等等。但商都迁徙，基本地域离不开“豫东和鲁西”，最东面的都城就是奄，这说明商王朝和古代山东渊源颇深。

　　《史记·殷本纪》说“成汤，自契至汤八迁。汤始居亳，从先王居，作帝诰。” 其实，商人还有更早的起源。

　　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教授、中国史学研究所所长张富祥在《商先与东夷的关系》一文中认为，“商族与东夷关系极为密切，其本身就是东夷族的一支，与传说中的东夷的一些部落有近亲关系，故其主要同盟力量在东方。只是到了夏代，商部族的华夏化程度日深，其与‘九夷’发生差别。夏王朝对东夷失控的同时，商王朝得以兴起。商由东向西灭夏后，东夷也逐渐西迁，以后又回迁东方。”

　　张富祥进一步指出，“直接证明这一点的是它的燕图腾标志，因为燕（玄鸟）及由燕神化而生成的凤本为普遍信奉鸟图腾的古夷人部落氏族的最高图腾。《诗·商颂·玄鸟》谓‘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史记·殷喾次妃简狄取吞玄鸟遗卵而生契，这些都是商部族图腾祖先崇拜的孑遗。《诗·商颂·长发》又谓‘帝立子生商’能与商人将图腾祖先抽象为‘上帝’有关，然由此判定商先的族属却有相当的可靠性。近世学者大都认为，人类祖先崇拜是由图腾祖先崇拜发展、过渡而来的，图腾祖先相同的氏族，其族源也应相同。以此言之，商部族源出东夷几乎无须证明。”

　　现代遗传学的分析，也说明商王朝和古代山东密不可分。今年8月，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文少卿团队、生命科学学院金力团队联合厦门大学王传超团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王明辉团队、山东省考古研究院孙波团队及烟台市博物馆等13家单位首次获取山东18个遗址的69例古基因组数据，并整合已发表的中国及其周边人群的古基因组数据进行了群体遗传学分析。8月14日，相关研究成果以“Genomic dynamics of the Lower Yellow River Valley since the early Neolithic”（《新石器以来山东地区人群的遗传史》）为题在Current Biology（《当代生物学》）上发表。

　　文章指出，“商朝建立以前，山东是商族活动的中心，商前期的五次迁都，有两次在山东境内。商朝（距今约3600-3046年）建立后，山东仍是其统治的中心地区。在武王克商后，周天子为了加强对领土的控制，推行分封制。山东境内比较有名的诸侯国有齐、鲁、滕、曹和薛等。本研究对商周时期5个遗址（呈子、五村、两醇、西三甲和东康留）的11例个体进行测序及遗传学分析，发现中原人群在商周时期进入山东并与本地人群发生了混合。”这一遗传学结果可能与历史事件相关，其中包括“商王与山东方国的关系比较微妙，时而战争时而联合”有关。

　　此外，出土文物也验证商王朝和古代山东关系密切。1928年发现的龙山城子崖的黑陶和河南安阳殷墟里的相似，并且在时间上早于殷墟黑陶，说明当时的中原人群和东夷人群存在密切交流证明，而且证明了商朝殷墟文化是本土起源，“本土”就是指源自古山东龙山文化，给当时流行的“中国本土文化西来说”致命一击。

　　正因为商和东夷有如此深厚的关系，所以在商朝建立之后，一直非常重视经营东方。在滕州前掌大、济南大辛庄、潍坊青州苏埠屯，包括这次论证的沂源东安古城，都发现了大量商代青铜器，规格非常高，不少文物和军事有关。像1965年坊青州市苏埠屯村出土的一件商代亚丑钺，专家推测，墓主人很可能是地位仅次于商王的方伯一类人物。沂源东安古城出土的兽面纹铜铙，也被史学大家李学勤称为“非王莫所使用”。

　　商和东夷在灭夏的过程中曾经是同盟关系，商在沂源东安古城、滕州前掌大、济南大辛庄、潍坊青州苏埠屯的经营，也说明商把东夷作为后方“重点建设”。很不幸的是，商和东夷的关系最后“闹掰了”，而且成为商亡的原因。

　　商朝帝辛时期，东夷叛乱，商朝派大军征伐。这在文献中屡有记载，如《左传》昭公四年云：商纣为黎之搜，东夷叛之。又如同书昭公十二年曰：纣克东夷而陨其身，把对东夷的战争，说成商纣王失国身亡的原因，足见商纣对东夷的战争，使商王朝的实力消耗很大。当周武王率师打到牧野时，商纣王才仓促调遣军队应战。这些军队久困战场，无心战斗，前徒倒戈，终于导致商王朝的灭亡。

　　为什么曾经是“娘家人”的东夷，最后和商王朝水火不容？专家的原因分析有很多。客观地说，东夷是个统称，实际上东夷集团内部存在着多个不同的部落、方国，分属不同的利益集团。商王朝走出古代山东地盘，逐鹿豫东以至山西南部，是因为那时就已经显现出“得中原者得天下”的倾向，但是海岱东夷地区矿产丰富，特别是控制着重要的生活物资盐，商王朝的发展必须先稳固后方，才能获得扩张的“基本盘”。

　　商王朝和东夷的战争，用今天的观点看，有点像“内乱”“内战”，正因为内部纷争不断，这场持续了数百年的商夷战争，在商朝末代君主帝辛（纣王）时期达到了顶峰，并给了周人战胜商王朝的机会。为了解决“内乱”和“内战”，商王朝在沂源东安古城、滕州前掌大、济南大辛庄、潍坊青州苏埠屯这些地方，部署了强大兵力。即使周王朝建立之后，商已经灭亡，管叔、蔡叔和商纣王之子武庚的叛乱也被平息了，但周成王和周公仍不放心，仍视灭奄为根除商残余势力的关键之一，“灭蒲姑，伐淮夷，践商奄”，周王朝始得稳定。这足以证明，直到周成王执政初期，商故都奄一带依然是商残余势力的集中地，既说明当年商王朝在东方经营之深，也说明商残余势力有可能是在回归“老巢”“老根据地”。

　　考证“东安古城为商奄”，有望揭开商人兴亡之谜。此次论证，专家学者将沂源东安古城和“商奄”联系起来，使我们对商人的起源、商人和东夷的关系、周和商奄的关系有了更深刻的思考。

　　（大众新闻记者 周学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