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4日，央视报道“山东沂蒙山腹地确认一座商代古城”。10月20日至22日，来自山东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山东社科院的专家教授，对位于沂蒙山腹地的东安古城及周边遗迹进行了现场考察，听取了相关单位的汇报，经充分讨论，专家组形成一致意见，确认位于沂源县东里镇的东安古城是一座具有5000年文明史、3000多年城建史的重要遗址。

　　这是一次石破天惊的“确认”。在专家确认的四条意见中，有一条是：“初步确定东安古城是春秋时期纪国的浮来邑，战国时期齐国的盖邑，秦汉时期盖城和盖县治所，魏晋至隋代东安郡治所在地。”其中，对于东安古城是“战国时期齐国的盖邑，秦汉时期盖城和盖县治所”的认定，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

（东安古城出土的刻着“盖侯马久”的烙印。摄影 周学泽）

　　确定东安古城是“战国时期齐国的盖邑，秦汉时期盖城和盖县治所”，有出土实物为证。1983年，在东安古城出土一枚刻着“盖侯马久”的烙印，字印为铁质，印纽形制为上下两层，均为覆斗形，明显与一般汉印印纽不同，也非三指掐印使用。有解读认为，烙印中的“马久”可读作“马灸”。“久”作动词为灸烙之意，作名词既可作为秦汉烙印的专名，也可表示烙印的痕迹，并延伸出标记、标识之意。除烙马和其他牲畜外，汉代烙印还有烙漆木器、符牌、皮革和烙人等用途。“盖侯马久”已确认为西汉烙马印的印章。在本次论证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徐龙国看到“盖侯马久”的烙印后表示：“东安古城出土西汉盖侯的印，基本确认这个地方就是齐国的盖邑，秦汉时期盖城和盖县治所。”

　　确定东安古城是“战国时期齐国的盖邑，秦汉时期盖城和盖县治所”，也有附近的村名为证。东安城往西7公里左右，在沂源中庄有一个叫盖冶的村庄，村处沂河北岸，韩庄河、沂河交汇处。据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任相宏考证，盖冶村是一处西汉冶铁遗址，现存2万平方米的烧结物残渣、烧土、铁块等遗物，也有汉墓群等古文化遗存。因此，“盖冶”二字，是西汉侯国盖国冶铁之所的意思，“盖冶”之“盖”是过去此地曾为盖国的明证。

　　确定东安古城是“战国时期齐国的盖邑，秦汉时期盖城和盖县治所”，也有不少历史文献为证。关于盖，《孟子·公孙丑下》记载：“孟子为卿于齐，出吊于滕，王使盖大夫王驩（欢）为辅行。”（杨伯峻《孟子译注》，第97页）赵岐注：“盖，齐下邑也，王以治盖大夫王驩辅行。辅，副使也。”这是说孟子奉命从齐国到滕国吊丧，齐国国君派盖大夫王驩随行。为什么让王驩随行？一大原因是盖国正好处在齐国到滕国的路途中，从今天的地图上看，顺着沂河河道走，东安古城基本处在古代齐滕之间最近的连线位置。

（专家论证东安古城出土文物。图源：央视）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35山东青州府沂水县，盖城条下：“县西北七十里。齐邑也。陈仲子兄戴，盖禄万锺，又王驩为盖大夫，即此。汉置盖县，属泰山郡。”《路史·国名纪七》：盍，古杂国。并云：“盍，盍公先国王驩（欢）为大夫，齐地，在沂水西八十（里）。王信为盍侯即此（景帝封后兄）。”这个注解，都符合今天东安古城所处方位。

　　魏晋时期，此地为东安郡治所，但依然承认此处曾为“盖县故城”或“盖城”。北魏著名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注》在《卷二十五泗水、沂水、洙水》中写道：“沂水又东南，螳蜋水入焉，水出鲁山，东南流，右注沂水。沂水又东径盖县故城南，东会连绵之水。水发连绵山，南流，径盖城东而南入沂。沂水又东径浮来之山，《春秋经》书，公及莒人盟于浮来者也，即公来山也。在邳乡西，故号曰邳来之间也。浮来之水注之。其水左控三川，右会甘水，而注于沂。沂水又南径爆山西，山有二峰，相去一里，双峦齐秀，圆峙若一。沂水又东南径东莞县故城西，与小沂水合。”郦道元的这个叙述十分重要，说明今天的东安古城和魏晋至隋代东安郡治所、春秋时期纪国的浮来邑、战国时期齐国的盖邑、秦汉时期盖城和盖县治所，都是一个地方，就在今天沂源县的东里镇东安古城，只是因为历朝历代的变迁而有了名称的不同。

　　任相宏认为，从时间上看，“盖侯马久”的烙印应为西汉盖侯王信时期的烙马印，出土文物和今天遗留的盖冶村名、历史文献相互印证，可以确定“东安古城是春秋时期纪国的浮来邑，战国时期齐国的盖邑，秦汉时期盖城和盖县治所，魏晋至隋代东安郡治所在地”无疑。

　　但是确定东安古城是“战国时期齐国的盖邑，秦汉时期盖城和盖县治所”的意义不止于此。正像今天东安古城所在地“东安村”的村名来自于魏晋至隋代时期的东安郡，“战国时期齐国的盖邑，秦汉时期盖城和盖县治所”所提到的“盖”也不是横空出世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徐龙国表示：东安古城出土“盖侯马久”的烙马印，虽然是汉代的，但基本可以确定这个地方就是商代的“盖国”所在地，因为地名往往有沿袭的特点。

（东安古城全貌）

　　如果东安古城确定是商代的“盖国”，那将是一个“石破天惊”的发现。因为“商盖”就是“商奄”，这在学术界已经没有争议。“商奄”是一个与周公辅佐成王东征、秦国人祖先西迁等重大历史事件紧密联系的地点，过去曾经传说“商奄”在曲阜附近，但一直没有发现可以证明的实物。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邹衡在《论汤都郑毫及其前后的迁徙》一文中说，“解放以后，在山东兖州、曲阜、泗水等地都发现了早商文化遗址。……不过，这些遗址的规模都不大，其非商都可知。最近在曲阜发现了西周鲁城，但未见商代早期遗物，商奄的遗迹尚无线索。”

　　济南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高广仁和邵望平“曾在曲阜从事田野考古多年，却一直没有发现足以作为奄都的大型商代遗址……”因此他们认为，“鲁国的都城未必直接建在奄都废墟之上。”

　　如今因为“盖侯马久”的烙马印的出土，东安古城即“商奄”有了相对明确的证据。而且，东安古城是“商奄”，也有很多史料证明。2019年2月，济南市嬴秦文化研究院副院长徐祥法曾在《天水师范学报》发表文章《商奄都邑考》，这篇文章有个主要观点，东安古城就是商代奄都所在地，他对此做了多方面论证。

　　首先，《左传·昭公九年》：周王使詹桓伯辞于晋曰“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此时鲁国为周王朝封国，早就纳入周王朝版图。称“商奄”为其东土，那肯定在周控制范围的最东端，越过了鲁国辖区而在鲁国东部。

　　其次，由“奄有龟蒙，遂荒大东。至于海邦，淮夷来同。……保有凫绎，遂荒徐宅”可知，越过鲁东境的龟山、蒙山（今山东平邑境内）是淮夷控制的区域；越过南境的凫山、绎山（今邹城市境内）是徐夷居地。《尚书序》云:“鲁侯伯禽宅曲阜，徐夷并兴，东郊不开，作《费誓》。”说明鲁国东面有徐夷、淮夷势力存在，且相距不远，对鲁国东部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所以鲁国东部防备不敢懈怠。又东汉郑玄曰：奄“在淮夷之北”。由此推断，奄地当在曲阜东北部。

　　再次，《帝王世纪》曰：“八年，王始躬亲王事，以周公为太师，封伯禽于鲁。……淮夷、徐戎及商奄又叛，又乃大搜于岐阳，东伐淮夷。”周武王灭商后，东夷地区诸国归顺，周王室表示接受给予分封。但东夷地区的嬴姓诸国对周朝的统治并未完全诚心归服。因此，发生了“三监之乱”。“后徐夷僭号，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 “伯禽率师伐之，作《费誓》，遂平徐戎，定鲁。”淮夷、徐戎及奄反叛，周成王东伐淮夷并践奄，而指令鲁国君主伯禽去攻打徐方。若商奄在鲁，淮夷、徐戎及奄反叛后伯禽却离开鲁境去攻打徐方，这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的事情。由此也可以看出，奄都不会在伯禽封地的鲁国境内的曲阜。

　　还有，《韩非子·说林上》载：“周公旦已胜殷，将攻商盖（奄），辛公甲曰：‘大难攻，小易服，不如服众小以劫大’。乃攻九夷而商盖服矣。”这说明商奄不在九夷之列。其“难攻”的原因，非军事力量不足以抵奄，可能是因为商奄所处的地理位置特殊，车马难行，且具有易守难攻的优势。由此推知，商奄应在群山叠嶂的鲁中山区。

　　古本《竹书纪年》:“南庚更自庇迁于奄。”“阳甲即位，居奄。”南庚是汤立商朝后的第十八代王，阳甲为第十九代王，阳甲之后即盘庚，是汤后第二十代王，也是迁都于殷的始迁王。这时正处中商时期。东汉张衡《东京赋》载“殷人屡迁，前八后五”。商代中期，黄河中下游水患频繁。在洪荒频发的商代中期，南庚、阳甲所迁的奄都，应在海拔较高能避水患的山区地带。《尚书·盘庚下》：“古我先王将多于前功，适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绩于朕邦。”意思是说，从前我们的先王想创造比前人更多的功劳，就迁到山地去，因此减少了洪水给我们的灾祸，嘉美的品德为我国立下了大功。而盘庚之前的两任商王正是“南庚迁奄，阳甲居之”的南庚、阳甲，东安古城所在地也正符合“适于山”。

　　清代雷学淇则以齐鲁交界的奄中为奄国。他说：“《史记》谓鲁有奄中，《汉志》作淹中，盖奄弇古字通，弇中，即奄中也。《书·正义》曰，奄，东方之国，近鲁之地，盖不能确指其国都所在矣。奄地多山，故《地志》谓是长峪。”“奄地多山”十分符合东安古城的地形地貌。

　　从东安古城所处的地理位置看，与史籍所载商奄位置相吻合。

　　“癸未王卜，贞，旬无咎，在十月又二，唯征人方。在旧。

　　癸巳王卜，贞，旬无咎，在十月又二，唯征人方。在盖。

　　癸亥王卜，贞，旬无咎，在正月，王来唯征人方。在攸。”（见《甲骨文合集补编》，作者为彭邦炯等）

　　这是商王征人方的一板甲骨卜辞。“人方旧邑”，在新泰、莱芜一带，与卜辞“攸”地相隔不远；关于“攸”地，李学勤先生认为卜辞攸地在今莱芜东北附近地带。那么，卜辞中的“盖（奄）”地，与“攸”“旧”也相去不远。东安地近莱芜、新泰，与甲骨文记载相对吻合。

　　前文所引“古我先王将多于前功，适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绩于朕邦”，是说“南庚迁奄，阳甲居之”的原因是为避水患而迁都山区的“奄”地。东安古城位于有“山东屋脊”之称的沂源县，这里属于沂蒙山腹地，平均海拔401米，可有效避水患；商盖“大难攻，小易服，不如服众小以劫大”，说明东安故城四周有高山河流作为屏障，外侵之敌自然“难攻”。

　　另外，商奄之地，最终也为鲁国所辖。“《书·正义》曰，奄，东方之国，近鲁之地，……奄地多山”，东安距曲阜直线距离130公里左右，近鲁境，且多山……《说文解字》：“奄国在鲁”；近人王国维也认为“奄地在鲁”——其实这与商奄在鲁东部并不矛盾。“周公之封于鲁，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俭于百里”，周灭九夷践奄之后，其封地面积向东、南扩张，才逐步扩大到后来的鲁国范围，成了“方百里者五”的大国，商奄也自然在鲁国领地上了。

　　但东安古城如果确定为商奄之地，就带来一个周公辅佐成王践奄和秦之祖源的问题。根据司马迁《史记》等记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健民概括了秦人五次西迁：一是夏代末年，嬴秦助殷灭夏，进入岐山周原；二是嬴秦西迁为商戍边；三是武王伐纣，嬴秦挺商受到牵连；四是因嬴秦参与武庚之乱，引发周公东征。嬴秦兵败，被贬罚西迁移民；五是嬴秦后裔大骆及其子非子率族人迁至西犬丘。

　　其中第四次西迁，即周公辅佐成王践奄并西迁商盍（葢）之民，被“清华简”复证。清华简，据AMS碳14年代测定，为公元前305±30年，相当于战国中晚期之际。中国古文字学泰斗裘锡圭先生用“极为罕见”评价清华简。2011年，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清华简《系年》在著名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李学勤先生主持下完成解读，其第三章记述：“飞（廉)东逃于商盍（葢）氏。成王伐，西迁商盍（葢）之民于邾，以御奴之戎，是秦先人。”

　　《说文解字注》：奄，盍（葢）也，商盍即商奄。李学勤先生认为，上述简文直言“秦先人”就是“西迁”于“邾”的“商盍（葢）之民”，而且和周成王“伐 ”联系起来，使“嬴秦起源于商盍”大白于天下。

（沂源县博物馆收藏的一组三个兽面纹铜铙。摄影 周学泽）

　　清华简《系年》完成解读，也让李学勤得以纠正过去的一个错解。20世纪70年代，李学勤研究马王堆汉墓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的苏秦谓燕王章云：自复而足，楚将又出沮漳，秦将不出商阉（奄），齐不出吕隧，燕将不出屋注。其中，沮漳、商阉、吕隧、屋注，是指各国的始出居地，即祖源地。当时，李学勤将“商阉”解释为“商於”，而商於县在陕西省。如今，清华简解读完成，豁然开朗，商阉（奄）就是东方的商阉（奄），不是陕西“商於”。

　　清华简记述的“成王伐 ”事，由周公辅佐完成，已为青铜器铭文所确证。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禽簋铭文就记载了周公东征奄国的史实，禽簋内有铭文23字：“王伐奄侯，周公谋禽祝，禽有脤祝，王赐金百寽。禽用作宝彝。”1924年出土于陕西凤翔县西四十里之灵山的冉方鼎，也有铭文曰：“隹周公邘征伐东夷，丰白，薄古，咸，公归荐邘周庙，戊辰酓秦酓（饮），公赏，贝百朋，用乍尊彝。”

　　现在看来，东安古城从战国到秦汉都被称作“盖”，其源就是商019年去世的史学泰斗李学勤先生生前就注意到东安古城。让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任相宏记忆犹新的一件事是，1999年9月淄博桓台博物馆对外开放不久，李学勤到博物馆参观，当时桓台博物馆从沂源借了东安古城1984年出土的一组三个兽面纹铜铙进行展览，李学勤看到兽面纹铜铙后十分吃惊，问这东西是哪里来的？任相宏回答说来自沂源东里镇东安古城。李学勤纳闷道：这地方怎么会有古城？怎么会有这么贵重的物品？对东安古城出土的商代兽面纹铜铙、“臣”字戈还有弓形器等青铜器，李学勤先生认为“非王莫所使用”，他留下一句话：这地方要重点关注。

　　任相宏认为，只要清华简是真的，考虑到东安古城发现的西汉“盖侯马久”烙马印、商代兽面纹铜铙等青铜器等因素，再加上有关史料的佐证，那么东安古城是商盖都邑也即商奄都邑基本没什么问题，当然，前提是清华简本身经得起检验。起码到目前为止，这里是山东区域内最早被称作“盖”的地方，既有高规格商代青铜器铙、弓形器出土，又有商代城址遗址的地方，只此东安古城一处，值得重视，对商奄都邑的探索不无裨益。

　　徐祥法认为，沂源东安古城所在地和莱芜的嬴城位置相距不远。《史记·秦本纪》记载伯益始食于嬴，是五帝中颛顼的后代，是嬴姓的始祖。东安古城作为奄之都邑，是嬴姓古国之一，是西迁秦人祖先的直接来源。

　　综上所述，如果东安古城被被确定为商奄，那将是“石破天惊”的，有可能是我国商周时期两个重大历史事件的见证地：一是东安古城可能是商代中期南庚、阳甲所迁的奄都；二是东安古城也是周公辅佐成王征伐之地，践奄之后西迁商盍（葢）之民是秦人祖先的直接来源，秦人视商奄故地相当于今人视山西洪洞县大槐树。正如《史记·卷四·周本纪第四》中所载: “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残奄，迁其君薄姑。成王自奄归，在宗周，作《多方》”。

　　不过，徐祥法考证认为，周人称所灭之“盖”为“奄”，是一个侮辱性称谓。最早的“奄”字出现在《雁公鼎》上（一作《应公鼎》）。商代没有奄地、奄国、奄族之说，其地名、国名或族名为“盖”。直到周践奄之后，才有了“奄”。中华民族史专家何光岳在《奄国的来源和迁徙》一文中指出，“由于周灭奄，俘奄人之强壮男子，去其睾丸，不令生育，用作奴隶以侍侯主人，故叫阉人，故奄又通阉……《后汉书·宦者传》引奄作阉。《吕氏春秋·仲冬纪》同。《国语·晋语二》‘公令阉楚剌重耳。’《补音》阉作奄。宋庠本同。”

　　春秋战国时期因与商奄有宿仇之故，鲁国人所著的《左传》《尚书序》等皆称商盖为商奄，有对其有仇视、蔑视的意味。而宋国的《墨子》、韩国的《韩非子》以及楚人的《清华简·系年》皆以“商盖”相称，是因为他们与商盖之间历史上没有利害冲突，是以中立位置视之。因为重要典籍有的称奄，有的称盖，以致后世文献多出现奄、盖混用现象，并且奄字也就有了“覆盖”的含义。

　　根据铭文和历史典籍记载，奄国被灭后，奄君被迁至山东薄姑。但也有一支迁往西周疆域之外的商奄之民，“北绕渤海湾迁至辽宁盖州、盖平”，其外迁地仍旧称“盖”。而在周王朝控制下的外迁奄民则不得不接受“奄”这个带有侮辱性的名字，如曲阜的奄里、奄中，江苏的奄（淹）城，山西的奄谷，甘肃的崦嵫等。

　　（大众新闻记者 周学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