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法院审结涉数据权属和交易纠纷案件近千件，同比增长25.6%。近期，中央网信办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 “清朗·整治AI应用乱象”专项行动。与2025年相比，本次行动期限从3个月延长为4个月，行动新增了对“数字泔水”、开源模型风险、AI数据投毒及滥用AI实施网络攻击等新兴风险的治理。

　　行政监管强力介入与司法案件的高速增长释放出一个明确信号：AI时代的法律冲突，正从“偶发性”向“系统性”演进。

　　不只“打官司”：重新定义AI争议一场AI纠纷往往横跨数据、算法、内容输出、应用落地多个环节；民事、行政、刑事责任高度交织；平台自治、行政执法、司法救济三条通道并行。任何一条单打独斗都很难解决问题。

　　传统争议解决思维把“争议”等同于“诉讼”，这套框架在AI时代已经捉襟见肘。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张杜超表示，“AI争议的爆发往往不是孤立事件，而是技术缺陷、合规疏漏、管理失序在特定场景下的集中显现。等到争议进入诉讼程序，意味着风险已经穿透了多层防线，损失已经扩散。”

　　不是等火烧起来再去救，而是提前布好防线，做全生命周期的管理，这正是“大争议解决”思维下，对“争议”的重新定义。

　　四道防线：从源头预防到“争议资本化”预防为主，合规先行：将知识产权审查、数据合规、算法治理等要求嵌入产品设计和日常运营，在模型训练阶段即进行数据来源合法性核查，在用户协议中明确权利边界。最好的争议解决，是“什么都没发生”。

　　层层递进，“未病”先治：法院是最后一步，而非唯一出路。科技企业应建立高效的内部投诉、核查、删除机制，广泛采用替代性纠纷解决（ADR），在灵活保密的前提下处理技术性较强的AI争议，降低社会成本和司法资源消耗。

　　底线思维，尊重司法：对于涉及核心数据权属、算法透明度、深度合成侵权认定等基础性问题，司法诉讼仍不可替代。法院判决不仅解决个案，更通过裁判说理为行业确立行为标准。

　　法商融合，促进交易：在大争议解决思维中，张杜超认为未来的一个重要方向是“争议解决资本化”，这条路可成为“法商融合”的天然试验场，通过并购重组或破产重整程序引入具备合规数据池的产业资本，不仅化解了原有争议，更使企业估值实现大幅提升。

　　专项行动将风险图谱变为“合规清单”

　　此次“清朗”专项行动分两个阶段推进，分别针对AI应用服务典型违规问题和AI信息内容乱象。其监管价值远超阶段性执法本身，更重要的是确立了AI治理的“负面清单”与监管基准。

　　在数据合规方面，专项行动要求企业在数据采集、清洗、标注、训练全流程中建立权属核查机制。让AI企业承担事前核查义务，就好比让汽车制造商把好刹车关，而非让司机自己去研究刹车系统。将预防责任交给最有能力、成本最低的一方，整个社会才会更安全、更高效。

　　在算法透明方面，张杜超特别指出其在争议解决中的实用价值：算法黑箱属性使原告极难证明被告的主观过错。企业若有完整的备案文件、影响评估报告和审计结论，就能在诉讼中推翻过错推定，这是算法合规记录最直接的证据价值。

　　“软规则”的“硬效力”平台治理规则、行业自律标准乃至监管整改要求等“软法”规范，在实战中往往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张杜超认为“大争议解决”思维的核心魅力在于善用规则杠杆。他举了两个具体场景：在诉讼策略上，一份监管机构的行政处罚决定，可以成为证明对方存在过错的有力初步证据，有效推动举证责任转移；在谈判桌上，援引权威行业标准能为界定“合理注意义务”的边界提供规范依据。精髓就是把监管的势能和行业共识，巧妙地转化为个案中的程序或实体优势，让‘软规则’产生‘硬效力’。

　　行政与司法的协同同样重要。行政调查结论可为司法诉讼降低举证难度，司法保全措施反过来也能为行政执法‘加固托底’。面对具体的AI争议，行政举报可快速触发监管介入，平台投诉能即时处置侵权内容，商业谈判可在保密框架下灵活实现利益重组。选择哪条路，或如何组合，取决于对争议性质、证据状况和商业目标的通盘研判。

　　下半场的必修课AI治理正从“探索”的上半场迈入“规范”的下半场。随着监管框架成型、司法裁判落地，争议呈现系统化趋势，对治理能力提出更高要求。AI“小步快跑、试错迭代”的特性，决定了争议解决无法在单一维度内闭环。它要求所有市场主体必须快速融合技术、监管、商业与司法四重逻辑，寻求动态最优解。从“单点应对”到“系统布局”的思维转换，是AI治理下半场所有参与者必须交出的答卷。

　　免责声明：本文系广告推广，内容由广告方提供，本平台仅做邀约发布，不承担任何责任，如有违规、侵权请联系我们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