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网聊城7月18日讯 周家店的运河龙灯是比较有名气的，其制作工艺在2008年就已被列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了。它的灵感来源于汉代的宫灯，明后期周家店的周姓村民开始仿照宫灯的样式，制成刻有龙体的灯笼悬挂在房门屋檐上。

　　从清初到1960年这三百余年间，借着运河交通的便利，龙灯在周家店乃至它附近的村庄一直处于繁荣发展阶段。可这种局面在“文革”时发生了逆转，因为它被当作了“四旧”禁演。

　　1978年以后，“文革”的浪潮逐渐散去，周家店的村民们又怀念起当年全村倾巢出动看“运河龙灯”表演的盛况，故通过走访当时的一些尚在世的、还略懂些龙灯制作技艺的老人，又重新恢复了这一传统文化。

　　“运河龙灯就是被村支书和他们几个重新恢复的，村里那些上了年纪的老人们也会参与进来，但只是在一旁看着指导，觉得他们扎出来的龙灯哪有问题问题就指出来，或者帮着修整一下。”

　　周店村村委委员、支部会计苗金锁说的“他们几个”，是指住在运河西岸的吴凤义、戚兆忠、苗洪彦和徐保贵等人。他们现在是村里扎制“运河龙灯”的主力，年纪不算很大，均在60岁左右，但扎制技术却相当娴熟。

　　而为他们提供指导的老人们，有苗景生、罗会斌和苗洪晋等。这几位老人中的大多数已是80岁的高龄，但依然眼不花、耳不聋，对“周家店运河龙灯”的扎制技艺也记得非常清楚。

　　在周家店“运河龙灯”的扎制和演出是分开的，扎制咱们前面已经提到了，由吴凤义、戚兆忠等负责、苗景生、罗会斌等提供技术指导;而它的演出则完全由年轻人承担，这帮年轻人在30、40岁左右，不但要力气大，扛得动龙灯，还要对表演有极高的热情。

　　“周家店运河龙灯”之所以会出现扎制和演出分开的局面，是由现实条件造成的。一是因为龙灯长、重量大，年纪大的扎制“老师傅”舞起来力不从心;二是因为年轻的演出者平时多外出打工，只有到年底才回村，无暇顾及龙灯的扎制。

　　“在我们年轻的时候，还不太流行出门打工，有时间跟着老一辈人学习龙灯扎制。但现在的年轻人都出去挣钱了，到年底的时候才回家待几天，根本就没有时间学这个，有些人也不愿意学，觉得挣不到钱。”

　　“周家店运河龙灯”的第十代传承人，周店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刘印明无奈地说，年轻时他也曾是村里“舞龙灯”的一把好手，可惜现在年纪大了，只能转做扎制龙灯的幕后工作了。

　　年纪大的“舞不动”，年纪轻的“不会扎”，这也就意味着“周家店运河龙灯”在传承上出现了断层，它所造成的后果有可能是“运河龙灯”这一传承三百余年的传统技艺在聊城的消失。

　　除了传承人断层外，“周家店运河龙灯”还面临着另一个困境，那就是资金的短缺。

　　记者在和吴凤义、戚兆忠、苗洪彦等几位“老师傅”在交流的过程中了解到，最早“周家店运河龙灯”有“烧灯”的传统，即在每年的二月一日举行完“送龙”仪式后，便会将龙灯择一处高低拆毁用火焚烧掉。

　　“这几年都不烧龙灯了，因为扎一个太费功夫了，成本也非常高。‘送龙’仪式结束后，我们就把它放到运河岸边村里闲置的一处房子内，到来年再用时，把坏掉的部分修补一下就可以了。”

　　“老师傅”戚兆忠解释说，据他透露，前几年扎运河龙灯的钱都是村民们自发捐的，而这几年则由村里财务上支出。“整个扎下来要近万元，就是不烧每年修补一下光材料费也要三千块钱。”

　　按说“周家店运河龙灯”扎制技艺在2008年就已被列为聊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了，依照国家对“非遗”项目的相关政策，每年应由市里为传承人拨付3000元左右的扶持资金。

　　“这么多年了，我从来没拿过扶持资金。有时候，还要自己掏腰包去修补龙灯。”说起“周家店运河龙灯”的现状，刘印明也是有苦难言，他说他不是心疼自己垫了多少钱，只是希望市里能对龙灯多重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