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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长安十二时辰剧终,才读懂了张小敬的初心和使命

2019-08-13 19:43:42 发布评论:16来源:人民法院报微信公号

  《长安十二时辰》的剧情,实际上是一个初心与使命的故事。

  剧中各色人等,俱有初心。

  林相的初心是天下万事,仅由法制。

  圣人的初心是万寿无疆,盛世久长。

  太子的初心是顺利接班,推行新政。

  李必的初心是当上宰相,匡扶社稷。

  张小敬的初心是护百姓平安,“看到大家伙都乐乐呵呵的,就知道自己没白忙活。”

  只是很多人的初心只是嘴上念念不忘,

  心里却早已蒙尘,不见回声,污浊不堪。

  正是对初心的背离,对使命的失守,

  导致大唐国运在天宝年间无法挽回的断崖式下跌。

  而初心大坝的第一处管涌,

  便是唐律被玩弄于股掌之中。

  被肆意践踏的唐律

  中华法系源远流长,而唐代为其鼎盛辉煌时期。

  唐朝以“律令格式”为基本骨架,建立了完整的法治体系。

  《长安十二时辰》对此多有展现。

  靖安司证物室墙上有“验诸证信,必反复参验,审察辞理;而立案同判,违者杖六十”字样。

  这段文字出自《唐律疏议》卷二十九《断狱律》,但前后颠倒、错讹脱漏甚多。

  原文为:“诸应讯囚者,必先以情,审察辞理,反复参验;犹未能决,事须讯问者,立案同判,然后拷讯。违者,杖六十。”

  这是唐律关于审讯制度的重要条文。

  要求司法部门审讯犯人时,先根据犯罪事实审察供词,并与其他证据反复比对验证。

  如还无法作出准确判断,才能用刑拷问。

  拷讯的经过必须完整记录在案。

  司法官员如不遵守这套程序,直接对犯人大刑伺候,严刑逼供,就要吃六十下大板子。

  除此之外,唐律还规定,用刑不能超过三次,每次间隔必须在二十天以上,犯人如果顶住三次用刑还不认罪,则可取保释放。

  司法官员用刑致人死者,要判处徒刑三年。

  唐律强调通过“反复参验”的方法,综合利用各种证据确定犯罪事实,用法律将刑讯限制在一定范围内,要求依法刑讯,体现了中华法系的人性光芒。

  剧中丁老三问张小敬:“你办完差,朝廷给你什么好处啊?”

  张小敬答:“回死牢,等斩刑复奏。要是运气好的话,还能再看一眼柳叶子。”

  言语间,无限凄凉。

  这一细节,又牵涉到唐代的死刑复奏制度。

  已经被判处死刑的人犯,在行刑之前要再次奏请皇帝核准,方可处死。

  即使是皇帝下令斩立决,执法部门也必须反复上奏请示三至五次,得到最终核准后才能执行。

  复奏速度不能太快,必须隔天进行。

  五复奏,行刑前一天复奏两次,当天复奏三次。

  三复奏,行刑前一天复奏一次,当天复奏两次。

  如不等皇帝核准就处决人犯,执法官员要流放两千里。

  即使皇帝批准了死刑判决,也要等到诏书到达三天后才能执行。

  执法官员如敢提前行刑,判处徒刑一年。

  复奏期间,案情如有变化,还可以及时纠正。

  这就给了皇帝足够的空间严格按照律文定罪,有足够的时间思考是否必须杀人,以免错杀。

  唐律如此完善进步,和林相分不开。

  正如上篇文章所言,在玄宗时期唐律的修订完善上,林相的贡献颇大。

  他对当时的律令格式进行了全面清理,一手制定出具有行政法典性质的《唐六典》。

  剧中的林相,时不时将严守唐律挂在嘴边。

  谈到圣人让他代政时,林相说:“凡事,仅由法制。只要法理正确,千秋万代将铭记我大唐在天保年间是如何的繁盛无双。”

  刑部尚书为罗织李必等人罪名,建议在供状上做文章时,林相反对说:“唐律是我修的,我得守。”

  俨然以“依法治唐”为己任,似乎要做依法理政的表率。

  但林相及其党羽对唐律的坚守,更多的是以法律的名义打击政治对手,争夺对朝政的主导权。

  为夺靖安司之权,林相让吉温、元载直接搬出了《唐六典》。

  剧中元载在靖安司诸人面前,字正腔圆地读道:“《唐六典》卷十三,凡两京城内则分知左、右巡……则量其轻重而坐所由御史。”

  按照《唐六典》卷十三《御史台》中收录的唐代行政法规,御史台作为唐代中央最高监察机构,主要任务是监察中央和地方各级官员的言行职事是否合乎法律规范。

  这就有了司法职权,同时具有起诉、审判等权力。

  御史台甚至还设有监狱,被称为“台狱”。

  殿中侍御史作为御史台重要属官,其中一项司法职责就是巡查京师长安地面上的不法之事。因此,吉温以御史台殿中侍御史的身份接管靖安司,确实有法可依。

  但读完《唐六典》,元载意犹未尽,又读起《百官志》。

  按照剧中元载所读“左巡知京城内,右巡知京城外……金吾、县狱”,可知这一内容出自《新唐书》卷四十八《百官志三·御史台》。

  这就是明显的bug了。《新唐书》是北宋欧阳修、宋祁等人在宋仁宗嘉佑五年(1060年)修成,元载读这段文字是在天宝三载(744年)。

  也就是说,元载提前316年,就精准地预测到了欧阳修他们要写的文字。

  如此穿越,哥也是醉了。

  如果说林相动用《唐六典》,以法律的名义夺取靖安司之权,还算于法有据的话,那他在审理何孚时,赫然拿出御史台、刑部、大理寺三枚大印,已经是知法犯法、违律专权,视大唐司法体制如无物。

  按照唐律规定,朝廷遇有重大疑难案件,由大理寺与刑部、御史台组成“三司”联合审讯。

  三司推事,旨在防止个别部门营私舞弊,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

  但在圣人将朝政几乎全部交由林相打理的特殊政治背景下,这一用心良苦的制度设计,简直成了形同虚设的摆设。

  当李必看到林相让刑部尚书在供状上,依次盖下刑部、御史台、大理寺官印的时候,

  不知心理阴影面积有多大。

  试图将权力关起来的大唐法律制度笼子,几乎成了纸糊的。

  正如李必对太子所说,“所谓依法治国,如今看来,不过是右相的一言堂罢了。”

  在林相看来,唐律是他制定的,自然要为巩固个人权位服务。

  林相的守唐律初心,毫无违和感的,变成了用唐律守卫个人地位的权欲。

  初心蒙尘的,还有圣人。

  永不落幕的宫斗

  作为中国古代最伟大盛世——开元盛世的一手打造者,天宝三载的圣人,站在历史的新起点上,面向未来,充满信心。

  他要将盛世辉煌,从开元旧时期延续到天宝新时代。

  这是圣人的盛世初心。

  试问哪个皇帝不想比肩尧舜禹汤,让治下太平安乐,盛世绵长?

  只是,圣人的心中,承担盛世初心的使命,只能由他一个人独自扛起,乾纲独断。

  花萼相辉楼的宫宴上,86岁的何执正,老泪纵横地劝圣人,要记得开元年间的朝气蓬勃,君臣和衷共济。

  圣人对着何执正狂吼:“旧历已经过去了,现在是朕的天宝!”

  是的,现在已经是天宝,圣人手中已经握有绝对权力,耳中只能听进去山呼万岁。

  旧历开元前中期,圣人的皇权事实上处于被制衡之中。

  张说、张九龄等宰相的行政能力虽然较差,但政治操守很强,谋划政事善于从全局着眼,顾全大局,不会因贪图一时之利而放弃长远根本;

  更重要的是,敢于直言极谏,敢于和皇帝硬碰硬据理力争,指出政策失误。

  他们有着独立的政治主张,从道不从君,使得皇权不至于过分伸张。

  开元不完全属于圣人,而是君臣共治。

  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十一月二十七,张九龄罢相。林相成为首辅宰相,其党羽全面登台,接管朝政。

  林相等人虽然办事能力极强,但处理事务只从一隅一处着眼,不考虑制度变革可能带来的长久隐患,导致中书门下决策执行合一政治机制和边防军区节度使体制的改革,均走过了头;

  而且大多政治操守不行,贪赃受贿倒是其次,更重要的是,在政事上一切惟圣人旨意是从,从不敢抗拒林相的任何指示。

  而且圣人全面起用林相及其党羽后,改变了之前遇有大事和宰相班子集体讨论的决策方式,遇到问题就任命具有这方面能力的人担任使职、差遣,让其组建办事机构,授予全权处理。

  而担任使职、差遣的官员,往往越过宰相班子直接对圣人或林相负责。

  朝廷的权力完全集中到圣人和林相手中,唐朝自太宗以来形成的集思广益、广开言路决策机制被废弃,朝廷重大决策失误不可避免。

  剧中圣人落难,流落平康坊之时,大伯甲说的那句,“(圣人)人老了,脑子糊涂,做不动事,都正常”,看似轻描淡写,实则道出了天宝年间朝廷决策机制的最大风险。

  走向新盛世的路,只能圣人一个人去走。

  太子亲儿子也不容置喙插嘴,帮忙照看。

  朕不想给的时候,你不能来拿。

  对付太子,圣人不能亲自动手。

  那样吃相太难看,有伤皇家颜面。

  天宝三载,即将冲破六十岁大关的圣人,面对羽翼日渐丰满的太子,终于下了最后决心,决定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林相。

  剧中太子委屈地问圣人:“父亲心中,儿和右相,谁对大唐更有用?”

  《长安十二时辰》此时此刻圣人一句“林相”的怒吼,恰是真实历史彼时彼刻圣人的真实想法。

  《长安十二时辰》剧中时间两年后的又一个上元夜,天宝五载(746年)正月十五,太子秘密与手握财权的小舅子韦坚相见。

  然后韦坚又在道观见了西北大将皇甫惟明,嘀嘀咕咕不知说了什么事。

  林相发现后,诬告太子勾结军队,要发动政变,抢班夺权。

  圣人当即将韦坚、皇甫惟明贬到地方上当刺史,后来又将他们赐死。

  太子为撇清干系,被迫与太子妃韦氏离婚。

  到了年底,太子另一个老婆杜良娣的父亲杜有邻,被女婿柳勣告发勾结东宫,图谋不轨。

  案子被林相揽下来,拼命往太子身上扯。

  太子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又将老婆杜良娣抛了出来,和她脱离夫妻关系。

  杜良娣被废为庶人,老爹杜有邻被活活打死。

  开元二十九年(741年),信安王好不容易拿下的石堡城,被吐蕃从盖嘉运手中抢走。

  盖嘉运在《长安十二时辰》中出现过,就是拒不发兵救援张小敬第八团的那位。

  为收复石堡城,圣人让王忠嗣兼任河西、陇右、朔方、河东四镇节度使,决心倾四镇之力攻克。

  王忠嗣老成持重,建议厉兵秣马见机行事,要求暂缓进攻。

  圣人很生气,林相乘机诬告王忠嗣要带兵进京,拥立太子登基。

  幸亏圣人及时醒悟,把太子给摘了出来,只处理了王忠嗣。

  太子这才躲过一劫。

  通过这三次大案,林相虽然没把太子给掀下马,但几乎把太子的班底给清除干净。

  太子刚刚长出来的一点羽翼,被拔得毛都不剩。

  作为太子的智囊,李泌明白,这一切的背后,都是圣人那只看不见的手,在翻雨覆雨。

  剧中李必曾对高力士说,“太子和右相争斗到今日,愈演愈烈,人都说是他二人争权,可实际这背后操控者,不正是圣人吗……是圣人在用平衡术,只有太子和右相,把精力放在争权之上,这大唐之权,才会掌握在圣人手中”。

  林相是条狗,圣人才是拽着狗绳,指挥狗去攀咬的人。

  正是因为看破这层,所以历史上的李泌才在十二年后,死死拉住了要向林相复仇的太子。

  那是在至德元载(756年),太子终于借助安史之乱的历史进程,在灵武艰难登基接班,指挥平叛。

  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

  太子准备下令前线众将,收复长安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刨林相的坟,开棺鞭尸,踏上一万只脚,然后再挫骨扬灰,让他永世不得超生。

  太子话还没说完,李泌就连连摇头,不可不可。

  太子很纳闷,林相那条狗当年差点没把你生吞活剥,你还替他说话,李泌你是属圣母的吗?

  李泌说,非也非也。林相后面是谁,太子你还不明白吗?你现在清算林相,不是等于要打倒圣人吗?

  恨林相,就等于恨圣人。你让躲在四川巴山蜀水凄凉地的圣人,情何以堪!

  现在天下乱成这幅熊样,你父子二人还相亲相杀窝里斗,还怎么凝聚人心,团结一致去平叛?

  太子幡然醒悟,抱着李泌哭了个昏天黑地。

  天宝年间三次大案后,太子的精神受到极大刺激,从此更加小心翼翼,隐忍不发,不到40岁就已经两鬓斑白。

  他只有耐心等待。等待一个能让他彻底翻身的机会。

  这个机会,圣人在有生之年不会给他,李泌拼尽全力也给不了他,只有初心不改的张小敬,能一箭射给他。

  无法化解的死结

  剧中张小敬在查案关键时刻问李必:“司丞曾说,不顾一切,要护长安百姓周全。此时,初心可改?”

  李必回答:“不会改。”

  接着反问张小敬:“张都尉历此磨难,是否仍像当初承诺的那样?”

  话外音是,你张小敬一边为犯险查案,一边受奸人陷害,还会不会心甘情愿,为朝廷效力?

  张小敬回道:“朝廷是朝廷,百姓是百姓。”

  话外音是,我张小敬的初心本来就不是为朝廷卖命,而是为我唐百姓服务。

  这份初心,也是李必的。

  李必曾对张小敬说,他之所以要当宰相,是因为“宰相能守天下百姓。上天生我在这钟鼎世家,就是要我担大任,以我心智福佑大唐百姓”。

  但是,李必的初心曾经有所动摇。

  相对于福佑大唐百姓的初心,他更珍视辅佐太子接班和个人拜相辅政的初心。

  何孚后来问李必:“你这么查案子是为了什么?为了大唐百姓?你真关心他们吗?”

  李必无言以对。

  何孚大笑:“被我说中痛处了吧!”

  大灯楼里,李必做得最多的,是苦苦哀求龙波放过太子。

  只有太子在,他才有拜相的可能。

  幸好,大灯楼爆炸后,九死一生的李必及时醒悟,表示“职在查案,查明真凶才是忠于职守,我才能保护长安”。

  算是找回初心。

  但朝廷大臣并不个个都像李必,他们和初心愈行愈远。

  天宝年间,朝廷的政治经济财政军事,几乎都面临着无法化解的死结。

  政治上,使职差遣体制和原有的三省六部体制叠床架屋,事权不分,责权不清,无人负责。

  经济财政上,赋税负担几乎全部落到小民头上,大量自耕农无法承受赋税徭役,被迫逃亡,成为流民。

  军事上,节度使尾大不掉,军事力量内轻外重。

  而这所有死结背后最大的死结,就是朝廷忘记了大唐开国建政时的初心——以民为本。

  忘记初心的朝廷核心决策圈成员,必然承担不起将唐朝各项事业再推上一个新台阶的历史使命。

  从圣人到林相,再到把林相咬下台的杨国忠,所有改革的出发点,都是为了尽可能收敛钱财,解决眼前矛盾尤其是财政危机,而不是国家的长治久安,百姓的安危冷暖。

  户部小吏祝慈对落难圣人说的那句,“长安今日之繁华,已是在吸万民骨髓。然而,又还能吸多久”,无疑道出了天宝年间错误改革路线造成的最大恶果。

  就连何执正、郭利仕这些人,一系列辗转腾挪的背后,也是为了让太子顺利接班,而非长安黎民安危。

  暴恐阴云压城之时,李必曾问郭利仕:“那长安百姓怎么办?”

  郭利仕白了李必一眼,说得很明白,很干脆:

  “大鹏展翅九千里,它看不见地下的蝼蚁。”

  剧中的蝼蚁,是龙波和他的一帮兄弟。

  历史中的蝼蚁,是庞勋,是王仙芝,是黄巢,是被朝廷忘记的百姓。

  正是这些蝼蚁,给了唐朝致命一击。

  李唐宗室的不肖子孙们,忘记了唐太宗“为君之道,必先存百姓”的初心,背弃了唐太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圣训,终于把盛世繁华,酿成一杯乱世苦酒,自斟自饮。

  只有张小敬,虽历经磨难,仍不改初心,无愧使命。

  他说:“我是个兵,兵就是守护别人的。”

  这是他一生永远的初心和使命,道心坚定,灵台无尘。

  他边关打仗是为保卫大唐百姓,缉拿暴恐分子是为护佑长安黎民。

  大灯楼里,他想尽办法,心心念念尽快疏散百姓,避免波及无辜。

  和李必一起归隐江湖后,张小敬还念叨着:“我到哪都是个兵,他日长安要是再有危险了,再回来。”

  他一切行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只有天下苍生。

  最终,历史上安史之乱爆发,圣人跑路到马嵬驿,张小敬一箭射杀祸国殃民的杨国忠,也把摆脱父皇掌控的机会射给了太子,更把通过组织人事调整,来扭转朝廷路线政策方向的机会,射给了大唐。

  杨国忠被杀后,护驾禁军发动兵变,太子趁机与圣人分道扬镳,独自北上发展。

  大唐这才能在安史之乱的大退败中振衰起敝。

  平定叛乱后,朝廷又强力推行两税法的赋税制度改革,按土地多寡、财力大小,而非人口多少分配赋税负担,让富户成为赋税主体,纾缓民力,向着存百姓、恤民生的立国初心回归。

  最终再次中兴,延续了一个半世纪的荣光,收获荣耀千古、国运长久的始终。

责任编辑:马洪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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